【嘉宾简介】张磊，男，现任天津华立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主持和主要参加了“基因工程α-2b干扰素水针剂”、“新型干扰素纯化及制剂技术研究”、“氨基酰化酶菌种选育及发酵研究”等十多项研究开发项目，申请及获授权国家和国际发明专利8项。在国际上率先推出预充式干扰素和喷雾式干扰素，相继被列为天津市重大科技规划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和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主持完成华立达公司“国家药品GMP认证”、国家经贸委“基因工程制药中试生产基地”、国家人事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为天津市医药集团指导培养科技后备干部3名，与高校联合指导培养硕士研究生11名，博士研究生1名，博士后4名。目前主持开展的天津市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两阶段培养法提高α－2b干扰素的表达水平”、“多西它赛临床及产业化”项目已进入产业化实施阶段。

天津华立达生物工程公司总工程师张磊（图右）做客人民网·天津视窗

    [人民网·天津视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华立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磊博士参加由天津市科协和人民网共同主办的科技英才访谈的节目。欢迎张总。

    [张磊]：各位网友大家好！

    [人民网·天津视窗]：华立达公司自成立以来，走过了一条由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的产业化道路，作为华立达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张总见证了华立达公司的发展历程。请您介绍一下华立达发展的历史。

    [张磊]：好的，天津华立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我国率先进入基因工程制药产业化领域的企业之一，早期是和前苏联的俄罗斯、立陶宛合作。华立达的成立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苏联解体时号召从前苏联挖掘高科技和人才的成果。众所周知，前苏联在航天技术、军事领域的科学实力是世界一流的，其实前苏联的基因工程等许多高科技领域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所以天津医药集团组织了一个专家团到前苏联进行考察，从前苏联引进了核黄素、苏氨酸等系列的先进生产技术。当时专家在谈判过程中发现在立陶宛还有一种不使用血液提取成份的基因工程干扰素生产技术，这个技术太有价值了。当时随同考察团还有当年国家卫生部生物制品处的周国安教授，他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

    [人民网·天津视窗]：为什么呢？

    [张磊]：因为八、九十年代的干扰素制品一直威胁着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就因为那个时候的干扰素制品好多都是利用人或动物的血液进行提取的，血液的供应者如果有传染病，那使用他（它）的血制出来的生物产品，往往也会含有传染病毒，所以就曾经发生了因为使用进口生物制品而污染血液，传播病毒，甚至患者使用了之后感染艾滋病、肝炎的事件，其中还有不少是儿童。当时我国在基因工程制药领域还处在萌芽阶段，如果从欧美国家引进干扰素技术需要花数千万美元的代价，而立陶宛的这个抗干扰素生产技术正是我们国家所急需的。所以周国安教授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之后，我们立即组织专门的专家组赶往立陶宛洽谈引进这个技术，天津华立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也就由此诞生了。

    当时天津市政府和医药局领导对这个被誉为“大金娃娃”的新兴产业给予了高度重视，以按照特区速度进行批复立项，资金迅速到位。当时，生物工程制药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先例可以遵循，国内缺乏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装备、原材料，国家也没有成型的基因工程药物管理法规和质量标准，华立达是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的，当时我们华立达的创业者有从事氨基酸制药、抗生素制药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学生，他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在无数期待和怀疑的目光注视下，艰难地探索和学习，最终在1995年成功试制出我们自己的干扰素产品，其生物学活性和纯度等主要指标均达到或超过了欧美进口产品，从此结束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依赖进口的历史，成功走出了我国基因工程制药产业化的创业之路。

    华立达公司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完成之后开始着手创建自己的创新体系，对干扰素产品进行深层次开发，成功地开发出世界上第一支预充式干扰素和喷雾式干扰素。我们知道，干扰素是具有抗病毒、抗肿瘤和免疫调节能力的生物活性蛋白，在水溶液中的生物学活性仅能保持几个小时，所以通常人们只好加入人血清白蛋白制成冻干粉针剂使用，不但工艺复杂，使用不便，而且还带来感染血液传播病毒的威胁，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用仿生学思路，模拟人体天然生理环境，解决了蛋白质在水溶液中不稳定的技术难题，在国际上率先推出“预充式”重组人干扰素α-2b注射液——安福隆水针，这是可以直接注射的，使用就方便了，还减少了药液污染，药液用量也精确了，并且成本也降低了，药品就便宜了。所以产品上市之后受到了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欢迎，取代了传统的干扰素冻干制剂，现在我们的产品稳居国内同类产品市场前茅，并且出口到东南亚、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天津华立达生物工程公司总工程师张磊做客人民网·天津视窗

    [人民网·天津视窗]：生物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产业化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请张总谈一谈您在研发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张磊]：谈到在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标准问题。目前我国现有的许多技术装备、实施，以及原材料等和国际标准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制约着我国生物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例如我们在研发过程中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和消耗材料几乎清一色地是进口产品，不但加大了研发成本，而且难以保证及时供应和售后服务。并且制约我们的药品打入欧美市场的瓶颈仍是标准问题，所以说国家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必须是综合的发展，生产质量标准、管理标准，以及配套设施、装备、原材料都应该和国际先进标准接轨，这样才保证我国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人民网·天津视窗]：生物技术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呢？

    [张磊]：目前世界已经逐步进入生物经济的发展阶段了。“生物经济”这个概念是美国《时代》周刊于2000年正式提出的，预言到2020年，生物经济将取代信息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潮。信息经济时代的代表人物比尔·盖茨也断言：超越他的下一个首富，一定出自基因领域。谈到生物经济，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几种经济形势和产业革命。原始社会的主宰经济模式是采集和狩猎，人类完全靠天吃饭，而农业技术革命通过种植、畜牧业解决了温饱问题，使人类进入了农业经济时代。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又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开始了工业经济。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给人们带来了电话、电脑、网络，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目前我们正处在信息经济的中叶。

    每一个经济形态都有其孕育、成长、成熟、衰退的过程，信息经济已经发展到成熟期，电脑芯片的主频已经不再遵循摩尔定律，廉价芯片和无线技术等互联技术的广泛使用标志着信息经济开始衰退的迹象。而在信息经济进入成熟阶段之前，生物经济就已经开始孕育了，生物经济是以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标志的，人类基因组破译的完成和出版发表标志着孕育阶段的终结。据测算，生物技术产业的市场容量大约是信息产业市场的10倍。近十年来，全球生物技术产业的产值每5年增长一倍，年增长率高达25%—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10倍左右。预计到2020年，全球生物技术市场将达30000亿美元甚至更大。2025年以后，生物产业将进入其发展的成熟阶段，并有望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产业或战略性支柱产业，以生物经济为主体的第四次浪潮，将像以往的三次浪潮一样，对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生物技术对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人口与健康、资源与环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物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等许多重大问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近20年来，人类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干细胞技术，转基因技术，生物芯片技术等重大技术相继取得突破，使得我们人类对于生命世界的认识水平和改造的能力正在发生质的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技术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等外围的东西，而生物技术是要改变人类自身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生物技术将渗透到人们生活中许多与生物无关的角落，生物技术将在21世纪初重整全球工业，引起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力竞争的重大调整，并促使人类的观念、生活方式等产生深刻变革。

    过去的200多年，我国非常遗憾地与工业技术革命擦肩而过，八十年代开发的深圳特区和九十年代发展的上海浦东新区均受益于全球信息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分别成为了全球重要的IT生产加工和研发基地。而翻开统计公报，2005年，天津的经济总量在全国31个省市区排列21位，相当于上海的40％，深圳则超出天津1263亿元。有人初步计算，按照目前速度发展，天津追上上海需要30年，赶上深圳需要27年。因此天津如何才能与浦东、深圳齐头并进，甚至实现赶超呢？滨海新区只有在具备超前的意识、确立了准确且适当的发展战略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经济发展大潮中一名出色的、遥遥领先的冲浪者，否则将失去竞争力。

    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战略实施的宏观背景和时机与以往也有很大不同，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抓时间、抢速度”，和当时我们国家需要迅速增强国力的大背景相适应，但是这种模式在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作为代价。滨海新区发展模式不可能是“浦东效率”的拷贝、，也不可能是“深圳速度”的翻版，因为2005年天津人均GDP已突破4300美元，滨海新区已经超过10000美元，制约经济发展的已经不再是速度，经济社会已经进入了依靠科技创新追求更高水平、更加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能源、资源与环境等也成为制约我们天津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这就意味着滨海新区将成为新政策先行先试并向全国推广的基地，将承担起示范我国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