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施工方一个10万元的“过节大礼包”，换来5年牢狱之灾，原重庆长江电工集团副总经理肖瑞生因受贿而获刑，品尝了自己酿下的这杯苦酒。法庭上，肖瑞生很“委屈”地表示，自己是收了钱，但并没有为对方谋取任何利益，也未损害企业利益，所以未构成受贿罪。但法律无情，他用这笔黑色收入“买断”了自己的仕途前程。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行贿。一脸委屈的肖副总经理，那番强词夺理的自我辩解，让人觉得是那样的可笑。10万元巨款，顶得上肖瑞生好几年的工资收入，素不相识的工程承包商为啥向他送去这笔不菲的“过节费”？如果不是他主管工程基建，掌握着让商人们眼红的工程款，那帮无耻逐利之徒还会对他亲近吗？

    仅仅因为行贿者遮遮掩掩地将10万黑金称为“过节费”，肖瑞生就顺水推舟默认此称谓，放心地予以笑纳，这种掩耳盗铃的受贿方式其实只是自欺欺人。收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主抓工程建设的肖副总经理从此对承包商大开绿灯，在监督工程质量方面睁只一眼闭一只眼，猫鼠合谋的最后结果，只能是国家和企业利益受损。吃里扒外的肖瑞生咋有脸自认清白呢？

    有一种贿赂叫“过节费”。送礼的红包不管涂抹得再美再漂亮，它终究是红包，改变不了“炮衣炮弹”的本质属性。肖瑞生之流傻就傻在，他看到了10万元巨款的诱惑，也看到了钞票背后的法纪防火墙，却心存侥幸地火中取栗，拿“过节费”这样的劣质美女画皮安慰和欺骗自己。他们心中或许还不太清楚，类似的劣质画皮在历史与现实中多着呢，根本骗不过别人。

    行贿受贿作为一种社会潜规则，历史上源远流长。据历史学家吴思先生考证，古代人可不愿直来直去满口不离“红包”二字，更不会强词夺理地只认一个“过节费”，中国丰富的语言文字，他们可真算是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地步了。比如官员们公款行贿还能公然入账，账目上当然列的是“粮耗”、“雀耗”、“鼠耗”、“仓耗”、“运耗”之类的损耗，根本不用自己掏腰包。为了方便受礼者接受，他们用精致高雅的名字给贿款作了精心包装。如领导出差收受的红包，叫“程仪”；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事情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此外还有几十种名目，如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领导的秘书跟班送“门敬”或“跟敬”等——被现代人称为“红包”或“过节费”的贿款，在明清时代称谓竟有200余种。不过尽管它们名目再多，包装再精美，都改不了黑金贿赂的“腐败馅”，因此这些潜规则始终为正人君子所不齿，难为法度所容。像肖瑞生之流，不管如何巧言令色，冠冕堂皇的“过节费”也难以洗脱其受贿卖权的罪行。

    我们还没见过哪个行贿者在红包外面写上“红包”二字，他们总是给红包以种种打扮，妄图让行贿受贿行为“看起来很美”。这当然是一种痴心妄想。又到了岁末年初之时，还会有更多行贿受贿要在“过节费”上打主意，急着研究挖掘老祖先留下的200多种潜规则，使阴魂不散的官场劣风继续飘荡。纪检监察机关一定要睁大眼睛，莫让他们得逞。（张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