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旧英租界内比道（今四川路），居住过一位曾经担任过内阁总理和陆军部长的靳云鹏。一介武夫的靳氏在民国初年风云一时，下野后却幻想“立地成佛”，这种现象实在是近代天津社会中一个十分特殊的和有趣的现象。

    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原籍山东邹县，后迁居济宁。靳云鹏出生在一个赤贫家庭。父亲早亡，兄妹三人靠母亲卖煎饼度日。因读书未成，19岁的靳云鹏与弟云鹗至小站投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当时正值新军选拔和造就人才，靳云鹏遂被擢入随营武备学堂炮兵第一科，靳云鹗入保定参谋学堂，后来靳云鄂退出行伍，在济南经营“大观园”娱乐场，1935年因患肺病去世。

    武备学堂毕业后，靳云鹏一路攀升，辛亥革命后任陆军第五师师长，陆军部次长，山东督军。袁世凯准备称帝时，封将军府果威将军。袁世凯死后，投身段祺瑞，成为皖系军阀中的“四大金刚”之一。徐世昌任总统期间，靳云鹏先后三次组阁，即1919年代辞职的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翌年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后专任国务总理，1921年辞职。蛰居天津英租界，过起了寓公生活。

靳云鹏

    武人参政，往往闹出许多笑话。靳云鹏一眼稍有斜视，绰号“靳斜眼”。任总理期间，附庸风雅，专门收藏宋元书画，曾请人为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悠然堂”，语出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天，友人告诉他，这斋名分明是讽刺你斜视，不然在东篱下采菊，如何能够见得到南山呢?靳闻言大怒，事息后另请名家更名为“红月楼”，表示他藏有豇豆红和古月轩名瓷各一件。

    靳云鹏同其他军阀一样，还把聚敛的钱财投资于工商业，如济南的鲁丰纱厂、胶东的鲁大矿业公司等等，他自任董事长，甚至把“鲁大矿业公司总管理处”的牌子就挂在天津自家大门口。

    这时的靳云鹏并没有完全绝意于仕途。1926年直、奉两系经过历年的征战之后，在天津“握手言和”。奉系的张作霖提议由靳云鹏组阁，遭到直系吴佩孚的反对。翌年，奉军更名安国军，张作霖拟组建安国军政府，再次提议靳云鹏出任内阁总理，靳得此消息，以为总理一职非他莫属，于是跃跃欲试，不但写好了就职宣言，而且订出了救国16策。就在靳云鹏踌躇满志的时候，吴佩孚又从半路上杀出，坚决反对由靳组阁，给了靳当头一棒，从此他心灰意冷，绝了出山的念头。

    1931年靳云鹏开始皈依佛门，吃斋诵经，每天都到位于英租界广东路（今唐山道）由洋行买办陈锡舟创办的居士林去礼佛听经。他还在英租界内比尔道（今四川路）自家设立了佛堂，另一名军阀孙传芳在他的劝导之下，也开始笃信佛教。不久陈锡舟病故，租界里的居士林无人操持，靳与孙遂与天津大盐商李善人的后代李颂臣商议办法，最后集资把坐落于老城里东南角的李氏家祠清修禅院改建为居士林（今已拆除，移建于老城鼓楼东姚家大院旧址）。1933年建成后，靳云鹏自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每周日由富明法师讲经，男女分坐，靳、孙二人分别坐于首席。1933年11月13日，孙传芳即被侠女施剑翘刺杀在这里，这就是震惊一时的施剑翘“血溅禅堂”案。

现存的靳云鹏旧居

    孙传芳被刺后，居士林日渐冷落，所以靳云鹏只好另寻他途。当时，始建于清初的河北大悲院败落不堪，靳云鹏乃联合了龚心湛等笃信佛教的租界寓公筹资重修。在靳云鹏等人的热心操持下，大悲院重现了往日的辉煌，声名四播。1944年日本在南京雨花台修建神社，供奉发现了唐代玄奘法师灵骨的石函，部分灵骨被盗运至日本，其余分别迎奉到南京、北京、天津、广州、西安等地供奉。1945年春，玄奘大师灵骨迎奉至大悲院，万民瞻仰，盛况空前。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印度总理尼赫鲁恳请中国总理周恩来将玄奘大师的灵骨迎奉至印度的那兰陀寺供奉，该寺曾是玄奘大师到印度后宣讲佛法的地方。1956年，大悲院举行了隆重的护送法会，1957年，玄奘大师灵骨到达印度，尼赫鲁亲自迎接。大悲院同时设立了玄奘法师纪念堂，供僧俗人等瞻仰。

    1950年，靳云鹏将英租界内比尔道（今四川路）的住宅售与国家，自己迁至今和平区南海路尚友村，翌年即病故于此。

（节选自罗澍伟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引领近代文明——百年中国看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