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抨击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是“胡说八道”，可以对他的“不讲学术规范”感到愤怒——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越俎代庖地决定刘先生应该在何时何地以及选择何种方式来表达他的见解，更不可以借口他观点的错误而禁止他走出家门“乱说乱动”。从今天要求刘心武面对全国观众“必须”传达“正确的信息”，到明天勒令广大读者不看、不买他的大作，甚至对他的“秦学”著作禁版毁版——历史告诉我们——二者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所谓“学术规范”，在我看来，首先是绑缚在自己精神上的自律荆条，而决不是砸向别人头上的沉重板砖。

    厚此薄彼的学术

    在对刘心武先生展开口诛笔伐的数位专家学者中，胡文彬先生尽管措辞激烈，但在我这个后辈看来，他对于红学史料的整理和辨析是卓有成就的，不失一位学者应有的严谨和犀利；他对刘先生的抨击出发点是好的，是基于学理而非个人恩怨的，但是胡先生对刘之“谬见”所感到的愤怒却令人遗憾地使他僭越了学者的本位。

    种种公开的学术资料表明，胡先生对于主流的红学观点（如“后四十回是续作”）及其论证过程一贯是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持激烈批判意见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胡先生愤而要求或恳请所谓的“红学权威”不要利用有限的、宝贵的、权威的学术刊物和机构连篇累牍地发表不讲学术规范、不实事求是、严重误导广大读者的、不负责任的研究成果。

    2000年7月，胡先生在《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汉文版）》第26卷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高鹗“续书”说考论》的学术论文，以实证批驳“程高续作说”的谬见，他写道：“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新红学派不论是其开山泰斗还是其集大成者，在《红楼梦》后40回的评价上和所谓‘高鹗续书’说上的论断，都是无法让人苟同和称善的。

    他们的错误论断和某些偏见影响之深之广，简直成了一种痼疾，达到了一种难以‘医治’的程度。这种‘痼疾’不仅成了新红学自身的悲哀，也是整个红学史上的一种悲哀。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红学研究者应该以一种自省的态度，把以往的史料、论断加以重新审察。“胡先生在此对持错误论断流毒深广的学者提出的”自省“的平和要求，对比起禁止刘心武先生”乱说乱动“的严峻态度，简直像是向隅的愤懑和无奈。

    2005年5月8日，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老先生在《解放日报》刊发的访谈报道《伤心最此断肠辞》中，旧话重提，继续为丑陋怪诞的假文物“曹雪芹墓石（墓碑）”张目，胡先生并没有愤而说“不行”；6月29日，著名红学家周思源教授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为曹雪芹争取《红楼梦》的著作权，胡先生也没有愤而批评“胡说八道”；央视《百家讲坛》曾播出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于2002年10月5日所作的演讲《〈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蔡先生在演讲中坚持“曹雪芹写作《红楼梦》”这个得不到半点实证支持的论断，进而以大量主观猜测和错误引证来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作者自传体小说这一文本明白提示的显见事实——很遗憾，胡先生更没有愤而要求蔡先生呆在家里，不要上电视面对全国观众宣扬错误的信息。这般厚此薄彼，令人一声叹息。

    究竟谁在误导

    以后辈私心对胡先生的景仰，我相信作为一位严肃学者的他自会对自身的瑕疵作一些“自省”。不料，《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吴祚来先生在11月9日的《新京报》上发表《刘心武应直面学术批评》一文，以公开销售“自制油炸薯条”为比喻，过度阐释他自以为是的“胡文彬先生的意思”。吴先生自说自话倒也罢了，可我真不知道他这种代别人立言的方式将要置胡先生于何地。

    恕我孤陋寡闻，我也不知道吴先生究竟在红学或其他什么学术领域有何建树，他在文中以洋溢纸面的道德和学术优越感，对刘心武先生采取了一种质问和嘲笑的态度，甚至替刘先生害怕“研究价值取向有问题或学术研究无意义，只落得个一时热闹，到头来一场空欢喜”。不幸的是，吴先生所宣扬的红学“研究价值取向”在我看来也是有问题的。

    吴先生认为，“一些红学家没有把时间花在红楼梦文本分析上，而是过多地花在考据上，这是一种学术误导”。这句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极不通的。简而言之，当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关系还没有在考据学上得到彻底澄清之前，我们究竟要拿哪门子的文本来分析呢？我们评价小说的人物形象，评价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连一个合理的文本基础都没有。不把前后文本的关系从考据学上研究清楚，奢谈文本分析才是一种真正的学术误导。

    有人说中国现代学术以“红学”为开端，也有人将“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举为20世纪中国的“显学”。有一点我想得很明白：正因为“红学”之显，而历来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在研究工作中抛弃了乾嘉考据派以来“实事求是”的治学传统，“红学”才不幸成为文化退步的标志。（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