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报道，河北省威县是个"普九达标县"，按照达标要求，其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不应超过3％。但事实是，该县每年初一入学学生保持在1万多人，在初三中考时，参加考试的只剩下4000来人，三年里流失6000多名学生。而更令人沉重的是，威县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典型，它不过是记者随意调查的一个县，也许比它的辍学情况严重、更触目惊心的县还有很多。

    入学1万辍学6000，学生辍学率高达60%！连被誉为“普九达标县”的威县都存在着如此惊人的辍学率，其他县市的面临的状况也就不难想象了。为什么县辖的基层农村地区会出现辍学成风的窘况呢？有人将其归咎为“读书无用论”，认为是农村人“思想狭隘、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笔者认为，这种缺乏全面视角的主观论断有失偏颇，农村人并非没有头脑，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读书无用”的确在现实中存在。

    当前是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农民虽然不是经济领域的学者或专家，但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自己的“生意经”，有自己独特的投资和收益方面的权衡和考量标准。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商业社会里投资的源动力和最终目的就是投资所产生的效益和回报。而在农民直观朴素的“生意经”里，供小孩读书就是一项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的投资，投资的多寡、投资的信心、投资的持续时间不仅受国家教育等相关法规的制约，更与投资是否能带来相应的回报有着直接的关联。投资必须产生效益，必须带来回报，否则的话，投资就无异于打水飘。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是一项周期漫长、耗费巨大的系统工程，而基于目前“钱财”挡道的教育领域和“前途渺茫”的大学生就业市场，经济水平非常有限的农民自然不敢也不愿倾其所有去冒可能“打水飘”的危险。从投资周期和投资来看，培养一个大学生至少耗时16年；而据相关报道，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耗资10—15万元，这对于人均收入只有2622元（卫生部2003年资料）的农民来说，其负担之重无异于泰山压顶。而从投资产生的效益看，目前大学生就业市场可谓人满为患僧多粥，再加上缺乏公平、公正、有序的就业环境，没有资金和强大关系网作为后盾的农村学生很难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即使非常幸运能分得一杯羹，但按目前大学生平均不足2000元的薪酬水平，要收回所有投资至少也得5—8年，要想享受到投资所带来的效益恐怕至少也得10年以上。换言之，一个农民要享受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至少得等上20年，而这还必须排除其他一切不可预测的因素或意外。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损益和利害关系一目了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斥农民短视勿如说他们更加直观务实。

    从古自今，国家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民众，为国家效力为社会服务；而国民接受教育除了为了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外，在某种程度上更视之为一条改变自身生存环境、实现自我突破、达成自己人生理想的一条捷径。而身居贫困地区的农民长期以来更把读书视为“脱贫致富”、“脱农入市”的惟一途径，而现在的教育投资却很难达到这一愿望。权衡之下，与其走一条存在着高风险、大投资的不归路，不如早谋他途另行投资。很显然，要改变农村这种高辍学率的现状以及“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单靠《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等硬性法规是很难做到的，而必须为农民切实考虑教育投资与收益之间的巨大失衡等问题，正视农村教育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极力改变目前存在的不合理的教育收费、政策歧视和隐性的就业门槛，让农民切实的看到教育投资的希望，努力提高农民在教育投资方面的热情和收益。（姜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