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畅销书要有所分析：畅销的未必都是好作品，但是好的作品必须畅销。

    作家可以说分为两类。一类作家喜欢从自我出发，我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印数多少，一概不管；另一类作家则从读者出发，读者需要什么写什么。

    我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才转化为第二类作家。最初我喜欢写诗，写杂文。后来我很卖力地写小说，在一些高品位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以为这才能够显示一个作家的水平。与此同时，我也写了许多纪实文学。我的纪实文学由于反映时代焦点，发表后往往有多家报刊连载，几十家摘载，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引起广泛反响。我的小说选集《爱的选择》只印六千册，而我的长篇纪实文学，一印就是五万、十万册。这促使我向纪实文学创作“倾斜”。

    我的创作从此转为从读者出发、从市场出发。我以为，书是一种商品，受市场经济的制约。作家写作是为读者服务，如同巴金所说，作家是读者“养活”的。当然，书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精神食粮。作家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时代责任感从事写作，与时俱进。比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现状是广大中国读者所关注的，我实地采访后写了五十万字的纪实长篇《行走俄罗斯》，而在美国爆发“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当别人纷纷逃离纽约的时候，我却从上海飞往纽约采访，赶写了五十万字的纪实新著《受伤的美国》。

    现在中国的出版社多，作家多，新书多，竞争空前激烈，能够“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是不容易的。我非常关注出版市场。每确定一个创作选题时，要反复考虑是否会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我要跟踪读者所关注的“热点”，随时准备“出击”，写出富有新闻性、独家性、敏感性、真实性、可读性的纪实畅销书。由于我长期从事这一范围的创作，轻车熟路，往往能够深入别人难以进入的领域，采访别人难以接触的人物，所以我的纪实文学有着“独家性”，这是我的书能成为受“上帝”青睐的原因。比如，我是陈伯达晚年唯一的采访者，写出六十万字的《陈伯达传》，迄今海内外无第二本。我的《陈云之路》《胡乔木传》《马思聪传》《梁实秋与韩菁清》《是是非非何智丽》以及《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等等，迄今在海内外也保持唯一的纪录。江青、反右派等题材虽然也有别人写过，但是我的《江青传》《反右派始末》均为上、下卷，八十万字的宏大篇幅，则是同类书中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