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伟礼

    经济伦理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已经越来越重要了。其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例子中得到证明。

    经济伦理学关于公平公正的权利问题

    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公平公正，经济伦理学则为公平公正的权利作出了充分的理性论证。理查德·乔治在《经济伦理学》中曾举过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有这样的情形：冉阿让在非常饥饿的情况下偷了一块面包，这在当时是他维持自己生命的唯一办法。这种行为是否合理？在这个例子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权利：面包师的财产所有权和冉阿让的生存权。两者中哪一个居于主导地位？

    财产所有权和生存权作为人权与道德权利的地位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但是，在这两种权利中，哪一种权利居于主导地位呢？很显然，生存权是两者中更为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生命，财产所有权无从谈起。然而，仅凭这种说法还不足以展示偷别人面包这一行为的合理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证明事实上如果冉阿让不偷这块面包则必死无疑。而面包师的处境要好得多，丢一块面包对他来讲并非生死攸关。如果面包师也需要靠这块面包果腹来维持生命，那么面包师的生存权将居于主导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这种情况可以排除。现在的关键是，是否偷面包是冉阿让维持生命的唯一选择？他不能通过找到工作来换取食物吗？他不能到当地教堂去索取一些食物吗？他不能找到当地的社会慈善机构寻求救济吗？如果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成立，冉阿让的行为就属于偷窃行为，侵犯了面包师的财产所有权。如果他确实除偷之外别无选择，而且如果不偷必死无疑，那么他的生存权就居于主导地位，面包师的财产所有权必须作出让步。

    讨论这个关系公平公正的权利问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案例中，一种权利相对于另一种权利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所具备的必要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也是很恰当的，因而使得结论具有说服力。在彼此冲突的权利之间分出高低轻重非常困难，因为各种道德权利或人权都是具有合理性的正当要求。把它称之为“权利”就是为了突出其重要性而不至于轻易遭人支配或改动。冉阿让的故事所要反映的并不是对其偷窃行为合理性的论证过程，而是对他所处不公正社会的谴责。正是社会使得人们无法通过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平等地换取维持个人生计所需的生活物资，从而无法行使自身本应具备的生存权利。一个公正健全的社会应当将其所有成员一视同仁地看作目标而加以尊重。

    2003年6月在成都青白江区发生了一件因警察渎职导致3岁小女孩被活活饿死的事件，有学者提出了社会的责任问题。这就提醒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视困难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利问题，必须正视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问题，必须正视社会成员分享社会进步成果的问题。舍此，和谐社会无从谈起。而这背后的理论支撑却是经济伦理学关于公平公正的权利问题。

    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伦理问题

    民营经济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积极力量。民营经济对于繁荣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伦理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于民营经济，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原罪”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对待构建和谐社会的“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问题。其实，中国的中产阶层中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从旧体制中寻租牟利而成的；另一种则是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成长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体制转轨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都曾经或多或少地通过某些手法获取利益。可是，应该看到这些新生的民间经济力量仍然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在资本及利益的推动下，他们必然会萌发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及社会改革的要求。民间新生经济力量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他们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七成以上。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鲜明的不同利益阶层，这些阶层之间的互动和消长，将构成影响中国未来的重要要素。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对待所有这些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采取“和而不同”的方针，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经济伦理学将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宏观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前瞻性战略依据。

    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经济伦理问题

    和谐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基本特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经济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经济伦理的理性思考。

    美国最大的餐饮连锁店麦当劳有一个著名的环境保护案例。多年来麦当劳一直采用聚苯乙烯制作其汉堡包的包装盒——著名的大号汉堡包蛤壳式包装盒。这种包装盒重量轻，不吸收油脂，而且保温。由于它的规模和主导地位，麦当劳成了环境保护基金攻击的目标，他们声称制造聚苯乙烯包装盒可以产生有毒气体，其大量废物埋入地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释解。一个由纸业公司提供资金名为“环保包装材料委员会”的组织坚持不懈地宣传聚苯乙烯制品的副作用。“儿童改革运动”组织宣布联合起来抵制购买麦当劳产品。1990年12月麦当劳被迫宣布在60天内将分期淘汰其聚苯乙烯包装盒并且用涂膜纸板来取代。这是一例环保运动取得胜利的成功例证。

    然而，美国另一部分科学家指出，这一改变将导致使用大量的纸，“而使用大量的纸就意味着更多的污染”。一项研究表明没有可靠根据可以证明使用纸制品比使用聚苯乙烯或其他塑质原料更有利于环保。甚至有科学家指出，制造聚苯乙烯蛤壳式包装盒比制造纸板包装盒节约能源30％，而且可以减少40％的空气污染和42％的水污染。事态发展似乎进入新一轮循环，然而却表明了公众关注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舆论要求企业更加具有社会责任感。

    在食品卫生问题严重的中国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经济伦理的理性需求也越来越大。问题是经济伦理研究人员的素质是否跟得上发展的需要？一是科学素质，因为涉及跨学科和兼备文理复合性知识结构，这样的合格人才不多。二是道德素质，社会责任心能否经得起在商言商的企业家的诱惑？三是法制素质，由于这一领域内的法律法规滞后，存在许多灰色领域问题，急需法学人才的介入。所以这不是经济伦理学单一学科、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所能胜任的工作，需要进行多学科协同作战，从而开辟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