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浮华的时代，见着喧嚣就躲，是我个人自由的选择。就单纯的娱乐意义而言，超级女声并未引起我特别的关注，这样一个时代，并不妨碍我离开大众狂欢而独自快乐。

    我始终以为，这样一个道理不言而喻：每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意义上的人，无需在某种大众情绪的跟随中，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而越是在大众意愿聚集成权力之时，出于个体主义的意愿愈应该得到尊重。简而言之，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中都容许反对派的存在。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超级女声产生的过程，正是一个文化造神的过程，也是一个绝对话语聚集的过程。超级女声从一个娱乐事件演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绝对的话语聚集是其中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这一个过程就是超级女声的影响日益扩大，超级女声顶尖偶像在走向顶尖的过程中拥趸的聚集与情绪狂热的聚集。

    这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评委柯以敏的退出。作为超级女声的评委，柯以敏自己说她的退出是感受到了太大的压力，在压力面前，她至少交出了自己的话语权。而这个压力是什么呢？是超级女声的支持者——我之所以使用这样一个社会性的词语，是因为我已不能以娱乐的心态看待这一事件——对于她的评判不能认同，由此而出现网上大规模签名要求其下课所至。我想，既然是一个娱乐游戏，那么它的游戏规则就应由游戏的主办方来制定，所有参与者和从中获得快乐的人，都应该遵守游戏规则。但是，绝对话语的聚集却制造了无形的压力，在众口一词之中，本为被赋予柯以敏的自由评判的权力被压制和被剥夺了。

    这无关于偶像，而是在对偶像的精神认同直至服从之中，粗暴地剥夺了反对的立场与反对的权利。绝对话语的聚集具有绝对的排他性，这在文化上首先是可怕的。在我看来，超女的支持者可以反对任何人的非议，却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非议的权利，在这样一个时代，从文化上我首先反感的就是“大字报”式的绝对话语，和这种话语以绝大多数的姿态压迫人。

    在文化上，我们可能容忍造神，但我们不能容忍制造神权。一切由于其他人——不管是多少人——将之视为神而衍生出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对于文化神权产生的暴力的基本反抗就是：不能因为喜欢的情绪占据了公共空间，不喜欢的情绪就没有存在的公共空间。在贵族天生的优越下不能，在平民草根崛起的感动中也不能。

    超级女声社会化的过程，还伴随着对其民主形式的赞许与人文探究。在这种语境中，对于文化暴力思维的警惕尤其重要，因为这一切是以民主的形态来表现的，在娱乐上，即是以大众的意愿形态表现出来的。在我看来，大众的某种文化上的情绪狂热是极容易转变成崇拜狂热的，多数人的话语也极易表现为多数人的暴力，虽然至今我仍觉得把超级女声视为一个民主问题是一个根本的伪命题，但在伪命题中却不乏真命题的镜子。

    在一个以追求收视率与商业价值为终极目标的电视节目里，及围绕所发生的争执与观察中，它所作出的示范应该能让我们悟到什么。

    我不反对任何人喜欢任何娱乐节目，但是作为一个独立人格意义上的人，我可以反对任何人的偶像。而在所有人都狂热找寻快乐的时候，我保留自己拥有悲伤的权利。(晓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