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1月11日在全省劳动保障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批评一些企业长期“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现象。他说:“一提给职工涨工资，就有干部说工资高了影响投资环境，企业负责人就跟着说工资成本太高，企业难以为继，这是糊弄人的托词。”他结合自己在企业的工作经历十分肯定地说，很多企业用来公关的费用可能比职工的工资多得多，部分企业的工资只占到企业成本的4％左右，大多数企业也不会超过两位数的比例。所以说，“‘成本论’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离实际情况差得很远。而‘投资环境论’，实际上是片面的政绩观在作怪。”

    由此我联想到经济学家李剑阁不久前讲的那番话。他说:“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正如吴副省长指出的，他讲的也并非真实情况，而是某些企业主和官员不肯给职工涨工资的托词。

    然而，综观批驳李剑阁们“不涨有理论”的言论，主要有两种；我觉得，都不能让李教授心服口服。

    一是以数家报刊登载的《一个公民眼中的2005年中国“五大诺言”》为代表的观点。此文作者舒圣祥说:“我们不能吃一辈子‘廉价劳动力优势’，更不能干一辈子‘八亿件衬衫换别人一架飞机’的低端买卖。”这话能说服老板和经济学家吗？与舒圣祥同时提到的“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居民幸福感一样，中国未来的宏观发展走向，那是政治家和“心忧天下”的社会学者们操心的事，充其量是那些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大企业家们必须考虑的事，而一般的老板、任期制地方官员和“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他们有“必要”想那么多那么远吗？拿“道德义务”在市场经济时代说事未免太迂了！我是搞企业的，我觉得这样做能降低成本能赚钱就这么做了，只要合法，你管得着吗？事实上，我们搞市场取向，就得相信“理性的经济人”，相信投资者、经营者会审时度势，来决定企业的经营策略和赢利模式。如果他们感觉到了“低端买卖”做不长，或重视人力资本开发能带来更多利润，自然会改弦易辙未雨绸缪，哪用别人瞎操心？

    第二种观点即以吴副省长为代表的言论，其实也是大可质疑的。吴副省长拿企业的公关费用来与职工的工资相比，说前者比后者多得多，似乎只要削减前者，拿出一部分用于后者，职工工资就可以大大提高了，而企业成本总额不用增加。听起来很美，当前可以做到吗？

    企业的成本是可以分为许多子项的。哪些子项是刚性的，只能增不能减，哪些子项是弹性的，可以压缩到最低？吴副省长的想法与一些企业老板的结论可能截然相反。“公关”多半是“攻官”，目标指向掌握实权的人，他们的选择偏向可以决定企业的兴衰存亡，而打工者基本没有谈判能力，要他们方就方，要他们扁就扁，不服气就请卷铺盖走人，不愁没有人接岗。两相比较，投入成本何者刚何者软，不假思索而可立判。

    1月12日《南方周末》头条是一个药商自曝药价虚高的内幕，原来在这高昂的成本中“公关费用”占的是大头，职工工资只占很小的比例。谁不知道把药品的“公关”费用比例降下来，不仅可以提高药厂职工工资，老百姓看病也不会那么贵那么难了？可是我们叫了这么多年，实效几乎微不足道！

    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哪些成本项目才是企业所必需负担的？若继续容忍“公关”(“攻官”)费用长期畸高且保持不断增长态势，被挤压的职工工资就只能长期保持“稳定”。这样子本末颠倒，企业怎能有创造活动并健康成长起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政企真正分开，政府职能切实转换，由占有和配置主要经济资源，直接操控经济运作，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依法监管市场，才是根本性的对策。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包括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只能是一句空话；讲再多的“硬话”，也顶多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解救燃眉之急。（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