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疯了，还没有死。我却要考虑他的墓志铭该如何写，这并不是要诅咒他，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如果未来他并没有成名，我想，至少今年的这个时候他的发疯也是其人生经历中值得浓墨重彩的。其墓志铭上应该留有“2006年春运因买不到回家的车票而发疯”的人生痕迹。

    他，一个在宁波打工的安徽民工，“等了3天也没有买到阜阳的票，18日站方说8天内的票全部卖完了，当天下午他突然就得了间歇性精神病，送到医院后吃了些药好些，想不到看到记者他的病又犯了”，拉着记者非要给他买一张船票不可，说着就要下跪，言语有些混乱(1月20日《现代金报》)。

    我们可能都还记得那个几天前猝死在沈阳北站的男子，也是为了得到一张火车票。春运，车票，猝死，发疯，春节，素不相干的词居然以这种方式串了起来。嘲笑我们想像力的同时，也以最残酷的方式表明，每个个体在社会面前、在体制面前是多么的脆弱，不堪一击。

    就像美国作家纳撤尼尔－霍桑在看了名不见经传的“卑贱者”美国人约翰－特里奥墓碑上的“凄凉的诗句”后说的那样，“可怜地生活，可怜地死去，可怜地掩埋，没有人哭泣”，在每个为此疯掉死去的人的墓碑上，都要刻上这样的句子。（那小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