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回眸“音乐人生”。

　　“吕其明”这个名字，几乎是与中国电影相依相生的———他曾经为《铁道游击队》、《家》、《红日》、《霓红灯下的哨兵》、《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南昌起义》、《子夜》、《城南旧事》、《雷雨》等电影和电视剧写过音乐，而观众总能在熟悉的老电影片尾看到他的名字。作为一名作曲家，吕其明最骄傲的不是这些影视作品，而是那部他倾注了几十年心血的《红旗颂》。近日，这位老作曲家做客央视音乐频道的《音乐人生》栏目，畅谈他与音乐、与《红旗颂》的故事。

　　感情积累

　　10岁参加新四军

　　吕其明为很多革命题材电影谱写的作品中，都带有很强烈的抒情色彩以及对革命时代的激情，这与他10岁便参加革命的军旅生活大有关系。吕其明说：“我1930年出生，1940年就参加了新四军。有很多朋友都这样问我，那时候是不是很有觉悟去抗日打鬼子。其实没那回事儿，我参加新四军主要是因为父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了革命。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是一位农业专家，他抱着教育救国、农业救国这样的思想，回到家乡干教育。当时国民党要聘他担任《安徽日报》的总编，但是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不愿意和国民党打交道。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父亲在家乡从事抗日救援运动，后来新四军到了我的家乡，父亲靠他的社会地位给新四军募集了很多的弹药和粮食。这样就激怒了国民党，把父亲看成了眼中钉，准备对他下毒手，地下党知道这个情况就通知了父亲，于是我们全家逃出了县城，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六口人都加入了革命大军。”

　　加入文工团

　　吕其明回忆：“父母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当时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姐姐11岁，弟弟7岁。记得那年5月，新四军二师抗日军团为了演出三部歌剧《农村剧》需要小演员，他们看中了我，当时有两个女兵到我们家里来做说服工作，要我去参加。母亲也支持我们参军，但总是觉得孩子才10岁，有点舍不得，这两位女同志后来又找到了父亲，他一口答应了，他认为让孩子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是好事情，所以我和姐姐都参军了。”

　　感慨万千的吕其明说：“当时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当中，哥哥姐姐都非常地爱我，让我感觉非常温暖，但生活实际上很艰苦———我1941年的照片上是个光头，就是因为平常没有时间洗头洗澡，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给咬破了，没有办法就只能剃了光头。衣服里面虱子都是一排一排的。吃的东西是玉米、地瓜这些杂粮，而且都很少。我是新四军里最小的战士，跟着大部队走时受优待，不让背包，师首长偶尔会叫我骑他的马。首长们对文工团的同志照顾得无微不至，想起这些我非常感动，后来写这些战争部队题材歌曲的时候就格外有感情。”

　　启蒙阶段

　　贺绿汀是启蒙老师

　　吕其明在新四军抗敌剧团里开始接触音乐，当时音乐家贺绿汀从上海来到根据地为抗敌剧团指导工作。这三个月的指导，对只有12岁的吕其明来说非比寻常，对他后来走上音乐道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贺绿汀也就成了吕其明的启蒙老师。“当时他给我们排练合唱，因为当时大家水平都很低，合唱都不太能唱到一起去，但贺绿汀非常耐心地一点点地教我们。当时我因为小，主要是唱女高音。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贺绿汀教了我们很多的合唱：《胜利进行曲》、《游击队歌》……他一个声部、一个声部地教我们，排练好后，带着我们到师部给师首长、广大的指战员们演唱，还演奏小提琴。”

　　迷上小提琴

　　吕其明回忆：“194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晚上，皓月当空，我远远地听到有琴声，突然就想赶快去听。我又怕惊动贺绿汀，非常小心不出声响地跑到他的旁边听他演奏。当时他演奏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深深吸引了我。后来他看到我坐在旁边就过来问我，还鼓动我去找爸爸买小提琴。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一直到1947年调入华东军区文工团的时候，这个愿望才实现。当时华东军区文工团有五六把小提琴，就分给我一把。1946年转移到山东以后，我第一次看到钢琴，有一个会弹钢琴的同志给我讲了很多贝多芬的故事，开始教我五线谱，从那时起我彻底迷上了音乐。”

　　开始创作

　　为谢晋电影处女作配曲

　　吕其明介绍：“1949年，我到上海后在一个管弦乐队里拉小提琴；1951年，我调回北京搞作曲；1955年，又调回上海开始为故事片作曲，《铁道游击队》是我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作品是《水乡的春天》，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谢晋，是他的处女作，也是我的处女作。我写《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时，就是作为一般的歌曲来写，但是在创作过程中，非常顺畅，就好像是打开一个闸门，水就喷涌而出了，没有任何的修改和波折。写这个歌时，我没有用山东的某一首民歌拿来改编，而是在学习了大量的山东民歌以后消化成我自己的东西，写出具有山东民间风味的这么一首歌曲，这个和改编不一样，收集的民歌就是我创作的资本。”

　　走红全国

　　被点名创作《红旗颂》

　　在吕其明众多的作品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电影音乐比较多，有《铁道游击队》、《红日》、《霓红灯下的哨兵》、《白求恩大夫》等作品。其中，他比较喜欢《铁道》、《白求恩大夫》，但是他认为自己最重要一部作品并不是电影音乐，而是管弦乐《红旗颂》。“《虹旗颂》是为了1965年的‘上海之春’写的。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老专家领导着这个‘上海之春’，我作为后辈参加了这个活动。大家在研究各个单位报来的作品时，感觉到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分量还不够，所以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指挥家黄贻钧点名叫我创作《红旗颂》。尽管多年来我一直想写这样一部作品，但还是不敢相信自己能够驾驭这么大的题材，当时是背水一战，毫无退路。”

　　吕其明说：“我考虑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背景，表现从黑暗之中走过来的人们对红旗那种无比自豪的感情，把这样一种感情融入到我的音乐中。我的音乐仓库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我绝对不能写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要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各地的音乐元素都有。我还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主导动机，这个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红旗飘飘的形象中。这些都确定以后，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总稿。尽管在构思时，我也设计了很多方案，但没有很多时间来选择哪个是最好的，随意就凭感觉用这个方案创作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作品虽然受到欢迎，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作品就是完美的，它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足。但如果我没有过去的那些经历，没有对民间音乐的学习，我是不可能写出来《红旗颂》的。”（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