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证米开朗琪罗“在艺术上具有坚强的毅力和雄伟的气魄”的事件之一，就是他在西斯廷教堂800平方米天花板上，经过四年完成了《创世纪》的巨型天顶画。在一千多个日子里，站在脚手架上的米开朗琪罗始终保持一个姿势，仰起头颅，举笔上指，以致《创世纪》完成后，有关部位的关节僵硬变形，再也恢复不过来。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强迫和奴役。

    王安忆有一个发现：中国文人的感情本身就是小体积的，我们的感情总是那种一触即发状态的，是即兴的，像我们感情那样细碎，有一些小结构的体裁，就足够对付了。比如，中国古代诗词，讲的是“深哀浅貌，语短情长”，即所谓“空灵”，这种意境具有高级的心智和机巧，使我们认同了这种审美理想，专注于此。然而，这种趣味使那些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痛苦，还有崇高壮美的欢乐，全都温和化，委婉化，并且享受化了。如果米开朗琪罗也有中国文人“空灵”的趣味，他的《创世纪》就不必画得那么扎实，减下来的笔触也许让他四个月就能完成创作。他的感觉一定更温和。苏童在接受一次访问时，解释他为何喜欢短篇小说，其中之一的理由就是：“我始终觉得短篇小说使人在写的时候没出现困顿、疲乏阶段时它就完成了。”

    疲乏，正是创作任何一件大体积的东西会遇到的最普遍的困难。大体积意味着时间的聚集，由于时间的延展，从几个月到几年或者几十年，这中间创作者要经历许多其他的动荡，比如生病，比如家庭的变故，比如社会突发事件对情绪的影响，比如个人命运的升迁对已有价值观的颠覆，比如一次艳遇的诱惑，都会让创作者的注意力逃离那件大体积的创作。如果认为这种逃离是一种生命的正当，就会对大体积的东西产生疲乏感，甚至会想方设法——比如简而化之，小而化之，虚而化之——去贬损另一种生命的正当，即对事物的专注。

    逃离或者说背叛，有时又有另一种表达：改变或者说革新，是我们消费时间的一种方式；专注或者说坚持，是我们消费时间的另一种方式。但巨大的制作却要求从始至终对所创作的对象保持“慎终如初”的状态。这是一种很不温和的人生，其中的痛苦和沮丧，很容易让人想起强迫状态下的奴隶。如果不是受到某种强迫，谁都不愿接触这样的人生战斗，也没有信心和技术赢得这样的战争。

    所以，像运河、长城、金字塔那样的鸿篇巨制，让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大批奴隶的作品，因为它们也意味着巨大的身体及心灵的冲突，丝毫没有中国文人式的婉约与温和。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壮怀激烈”，也只是强迫下的结果而非自由意志的表达。我们这样晦暗地去揣测那些伟大工程的制作者，实际上是我们的经历与之截然相反，这样就可以文饰我们的婉约与温和式的享受，它是多么光明正大！

    然而，那些堪称奇迹的鸿篇巨制是多么地震撼人心，那是一篇篇恒定的专注对转瞬的背叛的胜利宣言，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让我们仰视它们吧。没有这样的毅力便不可能创世纪！当然，受强制之余，他们吊诡地也受到激情的鼓舞。最近，对埃及第四王朝(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建筑奇迹金字塔和斯芬克斯的研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发现。起初，历史学家们猜测这些奇迹是由成千上万的奴隶在残酷的工作环境中被迫完成的，然而，埃及除了偶尔有一些战争囚犯之外就很少有奴隶了。假如我们再走近一些去考察金字塔，就会发现位于石头上的诸如“强大的一群”和“持久的一群”这样的刻印文字。这表明，劳动者因为自己为这座纪念碑的修造做出了贡献而自豪。支持米开朗琪罗在脚手架上数年如一日去创世纪的，不是一种相同的激情么？在“耐心”逐渐放逐于当代文化词典的今天，还能够像米氏那样消费时间，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让从众的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吴静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