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顺利挂牌。上周六，在天津举行的“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金融改革创新”高峰论坛上，天津市市长戴相龙郑重地列数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内容，并表示，近期力争在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展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创新和完善金融体系、进行外汇管理改革等四个方面实现突破。
这两条消息，无疑是金融创新领域的“双喜临门”：随着中金所的挂牌，股指期货也进入了“分娩期”；而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试点内容，更是对整个中国金融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前者，是一个点上的变革，从产品角度进行了创新；后者，则是从一个面上，给中国的金融业创新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是一小步，但却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大步。
在戴相龙市长的发言中，我们发现，滨海新区的金融试点改革，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展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创新和完善金融体系、进行外汇管理改革。可以说，上述四个方面的改革试点，在金融创新中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以外汇改革为例，一是要改进外汇经常项目监管方式，改变强制结售汇制度，逐步取消核销制度，实行居民和企业意愿结汇和自由购汇；二是要放松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探索在一定区域一定限额下的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三是要扩大外汇使用，放宽人民币购汇。通过合格投资机构，将人民币换成外币，扩大对外投资；四是要开办离岸金融业务。
上述内容，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外汇管理制度的“颠覆”。众所周知，根据WTO协议，到今年底，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可以想见，开放的闸门一旦打开，涌入的外资将对我国金融体系形成强大的冲击。而早有专家指出，掌握本币产品的主导权和设计定价权，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和参与全球化进程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一方面，建立在衍生品市场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会给一国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和资源低成本利用，只有赶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末班车，我国才能在维护金融安全基础上分享金融全球化成果，并逐渐摆脱在商品现货贸易中的被动性；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在进入国内市场后，在不加限制的情况下，具有绝对的本外币产品交易优势，国内银行的中间业务产品创新空间将被挤压殆尽。
面对这些，我们应该立即在本币产品的主导权上做文章，在外汇管理制度上，必须要有“创新”，甚至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平心而论，从长远眼光看，单凭对外限制政策，无法使我们真正掌握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命运。真正的方法，就是迅速推进针对本币产品的监管体制与银行内生机制创新能力的提高。戴相龙的讲话，就是一个信号。而金融业改革创新的关键，就是制度改革的先行。天津滨海新区，就是它的载体。大禹“易疏不易堵”的治水方法，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与其被动挨打，不如我们先动”。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金融业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能否健康、稳定地前行。所以，在一定时期内的金融创新，仍需要政府主导。从长远来看，从政府主导创新向市场主体自主创新的过渡，是不可逆转的。不得不承认，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与市场体系还不完善，这就决定了迄今为止的创新，主要还是由政府主导的。在政府主导过程中，又将会体现出多部门监管、分头促进创新的状况。但这种模式，就像是“监管竞争”一样，事实上将促进金融业的不断创新。在此过程中，一定要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例如由各监管部门联合组成专门的金融创新协调委员会。其实，这也是金融创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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