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改革“勇气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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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1-10 16:51:03 |
为体现出政府财政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财政部综合司司长王保安日前披露了下一阶段工资改革“限高、稳中、托低”的六字方针。调节收入分配，是上个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和谐社会重要决定中的一项内容，从财政部的职能定位出发，上述“六字方针”可视为财政部贯彻“决定”将要采取的政策举措的“浓缩版”。
依据“六字方针”，财政部官员还披露了相应的“工改原则”：一、规范补贴，设定上、中等收入政策范围，收入超过平均线的要消减，是为“限高”；二、中间收入层次者的工资水平可继续保持，也可适当增加，是为“稳中”；三、用3年时间提高低工资人群的收入，使其达到平均水平，是为“托低”。原则已出，但细则未见，财政部虽然画出了一张“饼”，但全社会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还不清楚“饼”的馅子、大小厚薄，以及哪些个人有资格分食这张“饼”，包括分食的程度等等。
收入分配不公，最直接的感受者集中于急需“托低”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总人数在全部依赖工资收入养家糊口的劳动者中，占绝对多数。因此，财政部披露的“工改原则”，尤其是“托低”———用3年时间使低工资人群的收入达到平均水平的阐述(哪怕只是愿景)，的确可以吊起广大低收入者的胃口。
作粗略划分，国内目前大约有3.5亿劳动者以工资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这中间，财政部有一定话语权的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来发工资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这部分人总量在4000万左右，比例占全部“工薪族”的12%不到。还有就是行政垄断行业的员工大致占到8%。这一部分垄断高收入群体，尽管是“限高”的对象，但从现有体制出发，财政部事实上不具备“限高”的话语权。至于剩余的80%的工薪劳动者，不管其从事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其工资多年来已归市场定价，也即主要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个80%扣除小比例的白领群体后，就是社会的低收入群体，要想提高这个“大群体”的收入，即便是真正实施强制而普遍的最低工资制，劳动社保部门都力不从心，不知“3年内使其达到平均水平”的许诺通过何种渠道践诺……
财政作为政府的钱袋子，在构建和谐社会、缓解贫富悬殊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然而，结合国内多年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结合各国解决社会贫富分化的政策实践，要想将数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到“平均水平”(尽管不知“平均水平”的实际标准)，譬如上亿农民工的收入，其巨量的资金，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走财政渠道的。国内财政资金在缓解贫富悬殊语境下的“托低”作用，应当着重体现于为扩大基本社保面直至基本社保全覆盖而“托底”。实际的情形是，欲托“低”财政无力托，当托“底”财政欠实力。
上述判断的逻辑关系在于：只要坚持搞市场经济(其实无回路可走)，贫富差距就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只要搞市场经济，政府就该同步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本教育乃至基本的失业保障等等。到去年底，国内公共财政突破3万亿元，已具备足够的支付能力实施“全民最低社会保障”，人们之所以对社会分配不公的反映如此强烈，关键的问题在于财政的“公共属性”迄今十分薄弱。
我们主张，政府部门在承担构建和谐的职能时尽量少说话多做事。具体到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希望看到未来3年间，财政部能在构建中国公共财政制度这一关键领域大有所为。至于说到“限高”和“稳中”，特别是“限高”，没有打破行政垄断在前，只能在“限”与“弹”的轮回中反复“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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