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11月23日讯：经过一番策略性的闹腾之后，银行跨行查询收费已是势在必行。  

    有消息说，银监会已会同国家发改委制订了一个妥协性方案，规定银行卡ATM跨行查询一个月内免费4次；超过4次的，每笔手续费至少0.2元，银联和收单银行各收取0.1元，发卡银行是否再收费由各发卡行自行决定。尽管低于最初的预期，但最终还是达到了他们的收费目标。而且，经过这半年的闹腾，大多数公众都已对此漠然，银行想再提高进一步收费应该不再会有什么障碍。  

    尽管我不想去参与讨论，但我还是得去思考这些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一开始，我纳闷，作为一个比较稳定的公共网络资源，是谁赋予他们那么大的权力来收费的呢？但转机一想，不妙！要找个收费的正当理由还不容易吗？而且，对于盈利能力巨大的中国银行体系来说，这点收入似乎还无足轻重！那么，他们急于收费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终极目标是什么？  

    回顾一下这半年以来的吵吵嚷嚷，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发布收费信息之后，反应最快的不是公众的反击，而是那些不同银行的态度：光大等一些中小银行赶紧表白不会收取跨行查询费，而那些大银行的态度则未免有些假惺惺：这些费用银联强制让转嫁，迫于无奈。为什么貌似对银行有利的收费政策，大、小银行却会有不同的反应呢？最终的市场结果又会是如何呢？  

    实际上，客户在ATM上查询，凭借的是一个庞大的公共网络资源，各家银行也是凭借这个公共信息网络来完成客户的本行以及跨行交易行为。在公共网络之外，还有加入这一公共网络系统的各银行终端网络，这样也就构成了一个庞大信息处理以及交易的银行服务体系。不过，由于各银行的规模不一，对客户终端服务人员和设备的投入也不尽相同，比如分理处、ATM以及柜台人员等等。在以前的运作体系中，一旦投入，不管多少，都平等地享用这些网络资源。在市场盈利态势普遍看好的情形下，各银行之间自然会相安无事，因为足够大的市场容量让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市场扩容上。而且，当初的大银行也没有如此大的吞吐能力。但是，一旦市场达到饱和状态，排挤性的银行同业竞争就难免了。这时，小银行当然希望继续借用大银行便利的终端网络，发展他们的客户，而这是大银行最不愿意看到的，尽管它的网络资源仍处于闲置状态。因此，阻挠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直接拒绝显然不明智，不仅会惹上垄断的嫌疑，而且一旦小银行的游说引致政府出面，结果可能更糟。因此，大银行就可能说服银联出面提出一个双赢方案，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跨行查询收费”方案。没有什么业务网络的银联，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先提出的一个理由是为了迎合国际化惯例，但实际上根据大多数人的事后考察，国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所谓惯例，他们不仅不收，反而还会补贴一部分钱返还给顾客。眼见是那个说辞站不住脚，大银行又重新拿出了一个新的理由：为了防止入世之后那些如狼似虎的国外银行竞争者大肆进入。不过，在我看来，这也不过只是一个美丽的“托”而已，难道这0.2元查询费竟有如此威力，能阻挡国际大鳄的进入决心？只要他们想进入中国市场，估计钟伟教授说的2块查询费也根本不成什么问题！真的要命的是那些小银行，如果不想办法加强终端网络建设，再加上外资对大客户的抢夺，随时都有可能走到破产边缘。  

    任何一个理性的银行客户，在跨行查询费用的约束下，总会重新选择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银行卡。很显然，那些拥有发达网络的银行是首选目标。对此，2002年诺奖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有一组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实验：在同等条件下，人们往往更加注重财富的失去，而财富的获得变得次要。因此，原有的小银行客户有很强的经济动机去改变银行卡，而选择大银行的系统。这不是因为大银行有良好的服务，仅仅只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跨行费用。在这种理性行为的选择下，如此往复，小银行的客户自然越来越少，生存的环境也越来越恶劣。  

    大银行有大银行的市场策略，小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银联总是能找到你需要的正当理由，而庞大的顾客则成了“鱼肉俎”。唯独不明白的是，如何拨开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迷雾，找到这一收费事件背后的真正主谋以及他们的真实意图。我们需要有个神秘的“深喉”提供线索！  

    据说，“深喉”（Deep Throat）一词取之于一部美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流行的同名色情电影，以隐喻那些身居机要枢密，但又敢于打破“承诺”说出事实真相的人。“水门事件”随着神秘“深喉”出现而呈现于世，而今也随着马克·费尔特的高调陈词而真相大白。 “深喉”费尔特以及两个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卡尔·伯恩斯坦毫无争议地成为了美国公众的英雄人物。不过，在有人总抱怨这个社会缺乏大义凛然的“深喉”时，也有人在担心身边会有太多的“深喉”而惶恐不安。如布什就非常担心身边是不是也会有费尔特这样的“深喉”来告发他的“伊拉克战争门事件”。  

    不管是布什，还是克林顿，这场战争在所难免，无非名号有所不同而已。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在眼前的中国，有谁愿意做费尔特这样的“深喉”，拿出确凿的、足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证据，来揭发现实改革中的各种危害大众利益的败德行为呢？  

    假如有这样的“深喉”现身，不管是出于正义的良知，还是经济的激励，我们都愿意接受他，并愿奉之为这个时代的英雄。（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