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人们常说这几年的新潮美术把西方现代派艺术近百年的历史走了一遍，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是否有意义，它至少有一个重要的遗漏，这就是“分析立体主义——纯粹主义——至上主义——构成主义——极少主义”这支在这些年的新潮美术中借鉴不多，更未形成潮流。这里有接受需要的问题，更多地是因为理论的准备不足与思维方式的改变还未形成气候。——《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第682页

    显然，这段引文讨论的是一个“结构性短缺”问题，作为这本书的参与者之一，我知道我当时提出这个现象进行集体讨论，是为了探讨导致这种“结构性短缺”的原因。这大概与我受结构主义影响比较大有关。记得我当时常用“男人的胡子不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头发长到了脸上；女人也不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脸上不长胡子”来比喻结构的整体特征导致的局部差异。推而广之，热带不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从来不结冰，寒带不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绝对不长树；鸟类不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不在水里游，鱼类不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不在天上飞。当就像穷国不是没有富人，富国也不是没有穷人一样，少数例外是不能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指标来研究的。中国当代美术中也出现过一些含有几何抽象因素的作品，但这些特例都不能否定整体上“结构性短缺”。

    在美国的时候，高名潞曾经对我讲过他对蒙德里安几何抽象的研究，说蒙氏要表现他所理解的“宇宙秩序”，记得当时我对他取得进展非常高兴。最近他又对我谈起他对蒙德里安、极少主义以及中国“极多主义”看法，认为后者是一种类似中国参禅的行为。我也在网上读了他的《中国“极多主义”：另一种“形而上”艺术》和栗宪庭的《治疗、修性艺术，繁复、积简而繁或者极繁主义——〈念珠和笔触〉策展手记》，栗的文章也是把西方“极简主义”和中国“极繁主义”作为对比对象，并把后者与中国的参禅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已经不属于“结构性短缺”问题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否定这两篇文章的学术价值，只是追问的是不同的问题。缺失研究建立在是A与零比较的基础上，而中国极多与西方极少的比较是A 与B的比较。倒是王端廷的《我们为什么看不懂抽象绘画》与《为什么我们特别留恋写实主义？》是对同一问题的追问，他认为：中国人“不懂抽象”与“留恋具像”都是由于文化中缺乏科学理性。

    《中国当代美术史：1986—1986》关于85作品中的“分析性”讨论是由周彦执笔的，能够代表我的看法。下面是完整的引文，能够比较具体地说明对本文的写作初衷，也算当时的一个回顾：

    将对象分解成若干部分进行研究，或者说将物质(实体)分解成最基本的成分(元素)，并找出这些成分的本质属性及各成分间的相互关系，是所谓“分析”的实质。这是科学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后在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本世纪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在根本上承续了这一科学传统，有所谓语言分析和结构语言学的问世。而视觉艺术中的分析倾向是与之同步的。它从平面的分析到立体的构成，从繁复的形色结构单纯、极少，走着一条从形态关系到本质结构的路子。

    视觉艺术的分析不同于科学分析，它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分析，而思维方式是科学的。分解是首要的一步，将形(点、线、面、体)与色(从黑到白、从冷到暖的每个色阶)分解至最基本的单位或层面；但更重要的是把握这些基本元素的本质属性，尤其是其结构关系。把握的方式是经验的、感知式的，思维方式和终极目的却是科学的、哲学的(事物的结构关系在结构主义看来正式存在的本质)。这里还有一个要点是，要引入“定量分析”。以往我们凭眼睛的直观“定性”把握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因而是无序的，而且由于其直观式的“定性”，不能深入到本质性的结构与力的样式，因此“定性”也就只能是表面化的平面构成。外在性的“花布图案”了。没有“量”的概念，没有“量”的分析，分析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有根本缺陷的；唯有“量”才能框定结构，才能建立秩序。这就同光有原点与纵横轴，而没有量值，就无法确定位置、建立坐标系一样。

    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谓“分析性”与纯形式追求虽然有相似之处(二者似乎都是从塞尚起步)，但其区别也是根本性的，因为这里分析的结构、关系本身就是存在的本质，是体与用合一的实体，此外，思维方式是科学的，而不是审美意义上的，分析的心态是冷静的、排斥情感经验的。自然，如何在具体深入的分而析之的同时，力图不失东方式的直觉把握，亦当是建立我们特有的分析范式所应注意的。(引文完)

    引文的最后一句“力图不失东方式的直觉把握，亦当是建立我们特有的分析范式”应更多地代表高名潞的看法，这大概就是他最终推出“中国极多”和“禅方法论”的早期动力吧。当然，我在当时写的《理性绘画?时空意识?生命哲学》中，也提到过“理性绘画”空间与中国山水画空间的异同，并引用过宗炳的“澄坏观道”和老子的“涤除玄览”，但只有风格区别意义，没有不表明任何立场偏向。如果一定要选择，我宁可选择“分析性”要素含量多些的作品，因为在我看来，“分析性”就是“科学性”，也是中国需要的“现代性”，这并要中国当代艺术对西方亦步亦趋效仿，不妨碍中国现代艺术有自己的轨迹，即便是“引进、消化、吸收”，也是根据自己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