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奎

    2001年12月，中国经过16年艰苦谈判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回顾入世这5年，是中国坚持开放，深化改革，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5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最快的5年。尽管存在着众多问题和困难，中国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维护和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

　　入世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国内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这与世界上其他一些经济转型国家形成了鲜明比照。中国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入世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

　　第一，入世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对外经济环境，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吸引外资大幅增加。5年间，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以年均24.6%的速度增长，而同时期世界货物贸易平均出口增长速度仅为9%。是历史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2001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96.51亿美元，2004年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05年达14221.18亿美元，为2001年的2.8倍。5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世界排名不断提升,根据WTO的统计，自2004年起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已由2001年的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两年突破600亿美元，比加入世贸组织前增长3成。

　　第二，入世切实推进了中国的政府职能转变。入世5年来，中国的中央政府总共修改了2000多项法律法规，并废除了800多项法规；各个地方政府清理修改了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这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

　　WTO所倡导的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等理念已经成了中国各级政府转变职能的共识。市场准入原则的实施，使相当一部分政府机构主动寻求重新定位，把对经济管理的重心从项目审批转移到提供服务上来。政府大大地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取消了层层审批制度。与此同时，政府不断强化规则制定和市场监管的职能，国家质监总局、知识产权局等一些经济执法部门的作用开始大大增强。可以认为，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政府在向服务政府、透明政府的转变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第三，入世大大加快了中国企业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国力的具体象征。入世初期，中国政府对各级干部和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经营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训。目前，中国企业的经营方式正在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而且也能熟练地按照WTO规则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领域内维护自身权益。

　　当然，中国在享受“入世红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外贸依存度过高、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市场无序竞争以及国内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应当花大力气尽快解决。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方针的提出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入世5年来的实践表明，尽管存在着众多的挑战和问题，但是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是中国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开放，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的必然要求和战略选择。

　　首先，中国正力求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发挥建设性作用。

　　加入WTO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入世5年来，中国在WTO的利益相关度和参与度不断提高，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关系也不断密切。 “十一五”规划强调，中国应“积极参与多边外交事务，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2005年10月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强调“我们要积极支持建设公开、公正、合理、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温家宝总理在出访澳大利亚期间，也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和平发展的立场，明确指出，“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切实履行入世承诺，致力于建设公平、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

　　尽管对中国而言，WTO与其他的国际多边经济体制一样，仍然存在着对发展中国家的“非公正性”以及与国内制度的“非兼容性”等弊端。但中国并不希望再度游离于体制之外，而是力争使这一体制平稳有序地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真正形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一个长期战略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简单地对现有国际经济体制和秩序全盘否定。这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是需要付出坚韧努力的过程。从短期来看，有必要着力妥善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矛盾和纠纷；从长远来看，又必须不断提出符合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的合理建议并付诸行动，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真正形成。

　　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就是要公正和合理地运用各项规则，适应经济全球化，以促进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要积极参加新规则的制定，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在更大范围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善；就是要一方面与主要发达成员合作，另一方面与发展中成员合作，改变多边贸易体制富人俱乐部的形象；就是要在享受入世成果的同时，还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给外部世界带来的效应和影响，尊重和照顾他国的利益，从而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真正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其次，中国正在努力推动多哈议程的进展。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其特殊身份促使中国在WTO中可以充分发挥协调和中介的作用。中国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新加入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一方面，巩固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的基本立足点；另一方面，扩大同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推动相互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为此，在多哈议程中，中国已提出了40多个提案和立场文件，为推动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促进成员间的相互沟通，减少分歧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目前，多边贸易体制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宣布全面中止多哈回合谈判更增加了人们对多边贸易谈判的悲观情绪。尽管谈判前景异常困难，但是中国仍期待与各方继续加紧工作，取得更多的进展。在规则制定、谈判议题和谈判模式等方面提出核心思路，建设性地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和多边谈判进程。

　　第三，中国正积极利用多边贸易体制提供的平台，努力化解与各成员方间的摩擦与矛盾。

　　随着中国作为经济大国迅速崛起，特别是其外贸顺差的持续上扬，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抬头，中国同其主要贸易伙伴国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有所上升。据WTO统计，中国是所有成员中遭受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从1995年到2005年上半年，全球反倾销措施共2743件，其中针对中国商品的就有434件，约占16%。仅2005年，就有18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63起“两反两保”调查，涉案金额21亿美元。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新的贸易大国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因此，贸易摩擦不但源于各国产业结构、经济政策、交易惯例差异等因素，也是贸易大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和战略利益竞争加剧的必然后果。贸易摩擦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只要新兴大国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是不会导致大国之间全面冲突的。贸易摩擦还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涵盖经贸交往的各个领域，如贸易平衡、汇率调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妥善处理贸易摩擦问题，不但涉及矛盾双方在企业、行业等微观层面的调整，而且关乎政治、经济、社会等根本制度的调整，这种大规模、深层次的互动性博弈绝非在短时期内能够完成。

　　多边贸易体制因其作为规则运行体系、信息沟通渠道、磋商协调机制和压力释放平台，成为各成员国可以利用的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安全机制。特别是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已成为多边贸易体制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伴随中国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关系将不断出现冲突。中国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维护者，正在积极利用多边贸易体制的平台作用，力求在体制内部调解各类贸易利益冲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无论是中国同美国、欧盟妥善处理纺织品争端、还是中国加大国内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都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这一原则的贯彻。

　　同时，在WTO多边体制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也重视在经济贸易领域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双边沟通和交流。与世界1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混合（联合）委员会机制，定期磋商，全面探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情况，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促进了经济贸易关系协调、健康的发展。

　　多边贸易体制与中国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展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将继续坚持以往的发展战略不动摇。

　　首先，继续融入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中国改革开放。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结构的全球调整与转移是各国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选择。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的已有优势，中国入世五年来获得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但是，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目前仍处在国际产业分工链的低端，处在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环节。这直接导致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不合理，经营方式粗放，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由此，产业结构提升与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便成为了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根据这一发展目标，预计到2010年中国进口将超过1万亿美元，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4万亿美元。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将坚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将倍加珍惜面对的战略机遇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把发展的基点放在立足本国实际上，同时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更为均衡的发展。入世过渡期后，中国将更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此外，作为WTO成员之一，为了实现产业结构提升与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中国将进一步深化对入世承诺的履行，遵守国际经贸规则，加强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竞争规范上的执法力度，使中国的经济体制进一步向国际社会接轨。中国不仅追求本国、本民族的繁荣昌盛，而且也在自觉协调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理性地融入全球化。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有理由也有能力使WTO各成员国充分分享中国入世的“增长红利”。为此，中国将继续全面、忠实地履行市场开放承诺，并在本国可承受的范围和力度内作出新的合理承诺。

　　其次，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

　　目前，全球服务贸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至2004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19.1%。这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一是世界经济和国际货物贸易的稳定增长构成了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强大基石；二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成为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三是WTO基于《服务贸易协定》（GATS）的国际协调机制成为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保证。预计到2010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将升至30%左右。完全有理由认为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已成为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新趋势。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抓住了全球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机遇，并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也一定会抓住服务业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机遇，为中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新的机遇和新的动力。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服务贸易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增长。2003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9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和第8大服务贸易进口国，约占全球服务贸易的3%。以2005年作为临界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开始进入深度开放的后过渡期。一些敏感领域将结束保护，逐步取消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数量限制和股权限制，市场开放力度和范围将明显超过前3年，并将在3年内全部达到过渡期终点。在2005年，商业、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旅游和运输共9个大部门、约90多个分部门开始履行开放承诺，这些领域将可能成为外资进入的新领域，中国的服务产业也将会因此有一个大的增长。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制造业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服务业也必将可能成为中国新的主要增长动力。这不仅对于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中国严重的就业形势，提升产业结构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出于缓解货物贸易所面临的日益渐增的摩擦压力的考虑，中国积极参与服务业国际分工和发展服务业贸易是明智的选择。改革开放26年的实践一再表明，凡是开放就会有发展，凡是竞争就会有活力。上海、深圳等服务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恰恰都是中国服务业开放较早的地区。中国将像重视货物贸易一样重视服务贸易，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多哈回合服务贸易谈判，促进本国服务产业的开放与发展。

　　由此，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利益的不断增加要求本国服务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将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多边贸易谈判为中国提供的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契机，克服部门利益障碍，积极参与服务贸易谈判，推动中国融入全球服务贸易大分工；在参与分工过程中充分实现自己的贸易利益，继续采取实质性的开放步骤，推动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

　　第三，继续发挥协调作用，努力促成多哈议程谈判。

　　迄今为止，多哈议程进展缓慢、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成员数量剧增造成利益分歧扩大、协商一致难度加大；二是议题数量过多，老议题谈判余地和空间日益缩小、新议题加大了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已有分歧；三是主要发达成员政治领导缺乏推进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中国尊重和体谅各成员方对重要利益的关切，同时更希望各方适时放弃对于部分边缘利益的过分执着，以换取国家间利益的整体共赢。各成员方应超越简单的攻防策略，在本轮谈判的关键阶段就主要议题做出彼此让步，从而有效缓和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打破谈判僵局、促使谈判走出困境。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陷入僵局的多哈议程，一方面使得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同时也导致WTO的威信下降，多边贸易体制正在遭受诸边、双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中国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从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贸易体制的角度出发，将努力在后续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努力与其他成员方一道共同促成多哈议程的早日达成。为此，中国将更加积极的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努力弥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农业、非农、服务贸易谈判上的分歧，为促成谈判做出努力。

　　在农业议题上，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所面临的压力有着本质的不同。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扩大农业贸易是中国政府的基本主张。发达国家应当充分认识到农业保护对本国经济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损害，克服利益集团障碍，积极参与农业自由化谈判。与此同时，考虑到农业国内支持和市场开放对主要农业保护成员（欧盟）的较大影响，强调减让中的渐进原则将更容易推动农业谈判。

　　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上，中国政府支持香港会议达成的多系数瑞士公式的共识，认为瑞士公式有利于削减高关税；同时，中国也希望部分发展中国家正确认识市场开放对本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借鉴中国非农产业以开放促发展的经验，在坚持灵活性条款的前提下，在瑞士公式系数的选择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早日促成谈判成功。

　　在服务贸易谈判中，中国希望谈判能够在自然人流动等方面更加体现发展中成员的出口利益，使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享受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利益，增加其参与服务贸易谈判的兴趣；另一方面，中国也将根据制造业开放的经验，探索继续开放服务业市场的可行性，以推动多哈议程服务贸易谈判。
   
    思想者小传

 　　王新奎 现任上海市第十届政协副主席、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院长、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教授、博导。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撰写论著《日本综合商社》、《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世界贸易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等6部，承担科研课题有《加入 WTO与国家经济安全》、《世界贸易组织与发展中国家》、《浦东功能开发研究》等1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