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门槛缘何刺激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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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2-22 15:57:54 |
一个地区的长治久安，绝非抬高“准入门槛”一个办法所能收效。比如，分配体制更多地兼顾公平；就业机会更为充分，守法公民靠自己的双手即能养家糊口；普通百姓不必为受人盘剥、欺辱、歧视而担忧；遇到麻烦，有地方说理；有社会救济力量保障贫弱者温饱无忧，等等。所有的事项都事关民生，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即我们所致力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目标
来自12月18日《信息时报》的一则报道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报道中说，华南某市一些部门准备在个别行业用抬高生活门槛的方式，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进城。抬高门槛的理由主要是治安问题和就业障碍。该市社科院的一项调查似乎为此提供了佐证，该市近年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0％是外来人员。
我们注意到，新闻是说一些部门“准备”如何行动，还没具体实施。尽管如此，消息甫出，质疑之声四起———“犯罪率不能成为‘城市准入’的借口”，“警惕城市的傲慢与公然歧视”，“不要以‘素质’差别建立现代等级制度”，等等。
不同角度的质疑都可以追溯至现实的社会背景。比如，来自它国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农民进城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经历程。如果我们不拒绝现代化，那么我们就不能阻止农民进城的脚步。而且，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谁也剥夺不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突破城乡二元藩篱、改革户籍制度，一直是各地努力以不同方式尝试破冰的目标。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远不再是该不该让农民进城，而是如何解决由此而至的一系列问题，如农民工的欠薪、医保及工伤等保障，还有其子女入学难等。在这种大趋势下，要把农民工以某种理由赶回农村，大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势。
比如，城市管理不应停留于某种“审美”层面。撤掉街头摊位，赶走摊贩，市容是整洁了，但却断了低收入摊贩惟有的谋生之路，他们当中，既有进城农民，也有城市下岗失业者。于是，我们屡屡看到，在城管与小摊贩的“猫鼠游戏”中，舆论大多同情摊贩一方。堵不如疏，兼顾城市形象与民生利益的声音日益强劲。
比如，把“低素质”与犯罪率扯在一起，是忽视某些人群高犯罪率背后复杂社会成因的简单化思维，其内在的歧视眼光，在平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格外刺激公众神经。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我们今天容忍对某一群体的歧视，那么，另一种歧视可能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自己。
当然，所有的质疑针对的只是以素质作门槛的手段。舆论并不回避当事方想着力整治的社会治安顽疾。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最新调查显示，“社会治安”首次成为领导干部眼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显示社会治安已是令不少地方头疼之事。
治安状况不容乐观，其极端的表现，即恶性刑事案件增多；隐秘的表现，包括仇富心态的蔓延。有一种说法叫“黑夜政治”，指一些白天干着卑贱工作的人到了漆黑的夜晚，会伺机对富人施暴，砸石头、毁财物。换句话说，这些看不到的“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毕恭毕敬为你擦鞋的人，他们的“政治”在黑夜。这是社会失衡的反映。对其恶果，我们应有充分的警惕，且有所行动。“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地的一部分。”
一个地区的长治久安，绝非抬高“准入门槛”一个办法所能收效。比如，分配体制更多地兼顾公平；就业机会更为充分，守法公民靠自己的双手即能养家糊口；普通百姓不必为受人盘剥、欺辱、歧视而担忧；遇到麻烦，有地方说理；有社会救济力量保障贫弱者温饱无忧，等等。所有的事项都事关民生，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即我们所致力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目标。(刘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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