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前的11月25日，多米尼加的米拉贝尔三姐妹因家庭暴力惨遭杀害。为纪念这一事件，联合国大会在1999年正式将每年的11月25日定为“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媒体对家庭暴力的关注，使得这一长期未被重视的问题凸显在社会面前。社会、政府和媒体都在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发出善意的提醒:面对家庭暴力，要敢于说不。

　　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家庭文化里，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的绝对支配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男尊女卑的宗法制度下，作为客体的妻子在面对丈夫的暴力时，只有逆来顺受的份。不用说反抗，就算是表面上来点“非暴力不合作”，等待这位妻子的也必定没什么好结果。《醒世姻缘传》中写了一位“恶妻”，名唤薛素姐。薛背负“恶名”的主要罪状就是不愿与丈夫行云雨事。这等“恶妻”，“反了”不是吗？于是乎薛的丈夫对薛还以“霸王硬上弓”，这种典型的家庭暴力在当时非但不被谴责，反被士大夫们广为称颂。

　　由于传统的巨大惯性，今日之薛素姐仍时有可见。非但实践层面如此，在法制层面，那些主导立法的官员和法学家，也未能摆脱传统的深远影响。最典型的，莫过于刑法对于熟人间的犯罪——尤其是利用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家庭暴力犯罪——在处罚上明显要比其他同类犯罪轻得多。

　　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施暴，它不叫故意伤害，更不叫故意杀人，刑法管它叫“虐待”。第260条是这么规定的，“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但虐待罪的成立需以“情节恶劣”为必备要件，不像其他的犯罪最多加上一条“情节严重”，更甚之，即便虐待致人死亡，也不过获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刑法关于“故意杀人”是这么规定的，“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读者还看不懂个中区别，不妨打个比方:有个不肖之子，明知自己的亲生父母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故意不给吃，不给喝，不给穿，还动辄拳脚侍候。若父母在饥寒交迫中含恨死去，这儿子也只是个“虐待罪”，最高刑只能判七年。若父母不堪虐待，给不肖子的饭里拌了点“毒鼠强”，如果得逞，“故意杀人罪”无疑——判多少不好说，总之通常都不会比虐待罪的最高刑低。即使未得逞的，也是“故意杀人未遂”。

　　不要觉得我们的刑法不可能这么没“天理”，施暴者罪轻，反“家暴”罪重，这就是我们的家庭暴力立法。在这样的立法之下，能够唤醒施暴者的“良心发现”吗？能够给“家暴”受害者以反“家暴”的制度保障吗？不要以为虐待罪仅仅是立法，在网上随便一检索，就可找出一大把令人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比如广州白云区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个母亲和一个继父，对轻度弱智的儿子长期虐待，饿饭、捆绑、殴打、关猫笼等等残忍手段用到了极致，最终将儿子活生生地打死在家中。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虐待行为惨无人道”，这“惨无人道”的行为是如何被惩处的呢？一个3年，一个4年！

　　真不敢相信这发生在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没错，我们不是在倡导以“受害人为本”，而是在倡导“以施暴者为本”，以维护千百年来的家庭秩序和宗法传统为本，当这样的立法精神和司法理念遇上质疑时，“国情论”就是最好的挡箭牌。不妨想想，如果这一案件中被害人换成是别人家的小孩，结果又会怎样？毫无疑问，“故意杀人罪”！死刑也不冤了这两个“没人道”的夫妻。而司法的现实就是这么令人遗憾，令人感慨万端。

　　类似的案例也一遍遍地在夫妻之间重复，那些不堪丈夫暴力凌辱的妻子愤然反击并触犯“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罪名的，有刑法学家还专门以“受虐女症候群”命名之。专家们殚精竭虑想要从制度和文化等多方面救赎“受虐女”，却不曾想到最需要救赎的恰恰就是我们的立法本身。

　　还有必要提醒一下，本文对“虐待罪”的分析，也适用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在下一个“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到来之时，请专家们除了提醒“家暴”受害者要敢于对暴力说“不”之外，也请对“施暴者罪轻，反‘家暴’罪重”的刑事立法说声“不”。(王琳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