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近日在一个论坛上，给郎咸平、易宪容和丁学良三位以批评著称的学者一个新称呼———符号化“英雄”。他毫不留情地说“他们‘只拆不建’”，只会误导误用老百姓的呼声，是媚众的“伪精英”，会使改革陷入倒退。如果由郎咸平和他的支持者作为一个团体来主持国企改革，也并不见得比现在走的道路更高明。（《北京晨报》2月9日）

    在笔者的老家，一个人事情做得不漂亮，引起别人的非议，惹急了，往往会以退为进，说“你来试试看，没准还不如我呢！”我原以为只有老家人文化水平不高，才会使用这个简单的逻辑，现在看来，堂堂的大学教授、学术精英用起这样的简单逻辑来也如此得心应手。

    教授给郎、易、丁三位学者安上了“符号化英雄”这个新名词，并罗列了他们的三条罪名：一是只起解构性作用，也就是只会拆房子却没有建新建筑的基本构想；二是否定过去所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所有学者和群体，引起国民的信任危机；三是在公共决策透明度不高的格局下，如此“煽动”出来的民意会被误导误用，导致改革陷入倒退。

    应该说，教授对三位“符号化英雄”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在建设性方面，三位学者，尤其是后两位，并没有多少建树，真的让郎咸平当国资委主任的话，他也未必会做得更好。但是，“只拆不建”的“符号化英雄”，是不是真的像教授所说的那样一文不值，甚至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呢？

    鲁迅先生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发表了大量辛辣尖刻的文章，矛头直指国民政府腐朽的统治，并没有开出多少济世良方来，但这并不影响其思想之深刻，形象之伟大。如果教授与鲁迅先生同时代，会不会将他一军，说如果让他担任国民政府总统，也不见得比蒋介石更高明呢？我想大概不会。因为，其实人们都知道，有的人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有的人关注的是揭露和批判，拆与建，各有各的价值。

    三位“符号化英雄”的价值，就体现在他们充当了揭穿“皇帝新衣”真相的那个孩子的角色。郎咸平使国企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不公平和腐败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易宪容点出了房地产价格虚高和开发商暴利的现实问题，而丁学良则直指经济学家与企业的利益勾连，凸显了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问题。三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说明他们所揭露的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广大民众切肤之痛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众多“建筑高手”没有他们的勇气和眼光呢？没有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呢？是不敢、不屑、不会，还是别有隐情？

    揭露问题并不意味着反对改革，改革是一种转型，转型期间各类社会矛盾会不断凸显，对这些社会矛盾应该正视，而不是回避。揭露有利于问题的暴露，有利于解决问题。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如果给揭露问题、反映民意的人都安上“媚众”、“煽动民意”、阻挠改革的罪名，果真就天下太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