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票价的讨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讨论归讨论，呼吁归呼吁，票价还是居高不下，甚至还有继续升高的倾向。

　　高票价不利于文化市场

　　在推动文化市场的发展中，高票价正在成为一种阻碍。演出票价动辄几百上千，甚至出现数万元的天价票，不要说工人、农民、学生没有可能具备如此的消费能力，即使所谓的“高收入人群”，也不可能把看这种演出作为经常性的文化消费活动。如此，就不会形成一个文化市场应该具备的长期稳定的受众群体，没有长期稳定的受众群体，当然也不可能孕育出真正的市场。如今的高票价，大多是“集团消费”和“公款消费”。这种靠单一的消费群体来支撑市场的现象，既不利于培育良好的市场秩序，也不可能形成市场的多元化和秩序化。当高票价使文化活动成为一种“贵”族活动的同时，必然把大多数普通人挡在了文化市场的高门槛以外。貌似正确的“市场决定价格”其实是忽视了“价格也决定市场”的反作用力。一个没有公众参与的演出不是成功的演出，没有多层次稳定的消费群体更不是健康的文化市场。文化产品除了其娱乐功能外，还有素质培育的作用，当高价票使大多数民众离文化越来越远的时候，这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高票价的存在，实际也制造了另外一个市场，就是“权钱交易”市场和“黄牛”市场。倒票一族如今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风景”，动辄成千上万的好票、贵票，许多人可以半价，甚至更低价买到。那些票面价和成交价之间的差价去了哪里？黄牛票扰乱了市场秩序，制造了虚假的市场现象。

　　高票价的源头是“高投入”

　　目前，文化团体和文化公司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越来越喜好“大制作、大效果、大场景”，甚至互相攀比，使演出成了拼资金、拼设备的舞台。“大投入，大产出”又使过度宣传、过度包装、过度炒作成为必然。这种与我们国家经济状况高度不相称的“高消费”现象，使许多创作畸形发展，投入越来越大，场面越来越豪华，内容越来越空洞。“政府投资、领导看戏、票房摊派、专家吹捧、圈内评比”，使很多演出在创作阶段就已经背离了市场规律，也抛弃了文艺产品的公益属性，成为高价票的源头。

　　在演出市场发育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演出经纪机构相互之间既是竞争关系又是合作伙伴，保持沟通和资源共享是他们的共识。我们的演出经纪机构还在起步阶段，既无法拥有完备的资源共享网络，更缺少一手的国际市场报价行情，因此在剧目引进的初始报价阶段往往就吃了大亏。一般的国外演出团体来中国演出，出场费高得离谱，甚至远远超过国际一流团体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场费。还有一些热门团体的热门演出，在运作过程中演出公司层层倒卖、加价。这些支出最终都会体现在票价上。

　　在成熟的演出市场中，演出场地的经营者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我们大多数的演出场地尽管拥有非常好的硬件设施，但在经营管理理念上还是简单的出租。一些演出场地设施先进程度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豪华剧院，但使用率极低，大量设备投资纳入经营成本，摊进场租里；要么只是一个空壳似的漂亮建筑物，所有演出设备需要演出团体自行安排。这些费用，最终都会转嫁到票价上。

　　环境是票价合理的有效保证

　　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产生收益有一个过程，除了依靠市场规律自行调节外，社会环境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建立一个市场，除了要对市场中的各种行为进行规范外，还需要更细致更有效的公平、公正的奖罚制度和鼓励政策，包括免税制度、基金制度、资源共享等。对赞助文化活动的企业减免征税，不但可以扶植文化，更可以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在这些制度或法规都缺失时，“高票价、低上座”也就很难得到有效的抑制。一个发达和完善的演出市场，必须具有方针清晰、政策完备、规范细致、模式有效和规则公正的环境。

　　产业化发展是一个相互作用的链状结构。在一些国家，演出场地里有一样东西很吸引人，那就是精美的年度演出节目册，观众可以从中知道一年内都有什么演出，有什么活动，后面是简洁明确的年票、季票、套票的“批发价”和简单多样的付款方式，可以轻易作出选择。购买套票比单买一场要划算的多，成为会员后，可能还有更大的优惠。这种细水长流的销售方式避免了高额的广告支出，降低了经营风险。票务销售的常年化、网络化及临开演前几分钟余票的高折扣，都为低票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有了各个环节的有效支持和制约，必然会抑制盲目投入和奢华攀比的心态，也制约了票价的无序。市场化不是简单地把文化推向市场，也不是一切为了票房。忽视了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将会导致文化市场单一化、庸俗化。（张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