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泽园里四季时花新陈代谢，周而复始。毛泽东贴身卫士封耀松韶华流逝，已于1997年从武警杭州警卫处党委书记岗位退休，但菊香书屋的春兰秋菊依然鲜活地萦绕在他心头。现在，且听一口杭州的他娓娓道来——1954年至1963年间在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身边的岁月……
“唉，又一个骆驼祥子的孩子”
我祖籍浙江绍兴，在杭州出生、长大。父亲是拉黄包车的。我们这个家在旧社会可苦呀。我只读了两年书，就在东街路的源泰丰炒货店学生意。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9年5月3日，我们店员、市民们唱着这首歌欢迎解放大军进杭州。翌年，杭州茶糖炒货业工会成立，我当选为工会委员。“三反”、“五反”运动时，省市公安局来我们工会选拔公安人员，我入选了，但当时只有16岁，太小了。我苦苦缠住易成铸局长，他终于同意了：“小鬼挺机灵的，行了，留下吧！”
一年后，我被分配到省公安厅警卫处，在西湖风景区某景点做保卫工作。这是1952年的事，从此开始了我新的人生道路。
杭州人值得骄傲的是，这块举世无双的风景人文宝地，被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认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老人家22年中曾来过43次，累计住了1000多天。而他第一次来杭州，正巧是他59岁生日那天，1953年12月26日。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工作班子，在刘庄主持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冬天的丁家山依旧翠绿如春，西湖的碧波轻轻漾着苏堤、白堤，杭州的山水多有情呀！我与主席的缘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真幸运，省厅领导分配我在保卫中央宪法起草班子的那个工作室内，做机要通讯员，每天向有关领导传送简报。我虽然没有见到毛主席，但我为他间接工作，真是无比欣喜。
1954年元旦过后不久，易局长找我去谈话，开门见山地说：“小鬼，工作得不错，调你去北方工作，怎样？”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领导上要分配我新工作，当然无条件服从。我父母打心底感谢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支持我北上，尽管我是独子。
这年4月初，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赴京参加第二届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把我带上了。没想到一到北京，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秘书罗光禄来接站了。这时王芳厅长对我说：“小封，保卫好毛主席，要对得起三千万浙江父老！”这时我才知道来北京是警卫毛主席！我们的小车经天安门广场，进了新华门，到了中国的心脏中南海。它又无声地滑进丰泽园，经颐年堂，来到一座四合院——菊香书屋门前停下。我清楚记得，这时已是夜里11时了。
李银桥进去通报后不久，就把我带进毛主席书房。书房很大，日光灯照得如同白天。四周全是排满书的书架，沙发上、茶几上也全是书。毛主席在办公，得知我来到，侧转身朝我看了会儿，接着又站起来对我仔细端详。主席身材好魁梧，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圆口布鞋。这时，他问我：“姓什么啦？”
我赶紧回答：“姓封，一封信的封。”
毛主席信口说：“唔，开封的封。”
“不是的，一封信的封。”
“啊，那不是同一个封字吗？”
旁边的人都笑起来了，在诙谐的笑声中主席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是拉黄包车的，就是人力车，北方叫‘拉洋车’”。
这回主席没有笑，神色有些凝重，轻轻“唉”了声，说：“又一个骆驼祥子的孩子！”
这年我才18岁。
主席用手拍拍我脑袋，爱怜地说：“才是个娃娃哩，以后还要学习。”随即一脸认真地对我说：“我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看，谁为人民服务得好，好嘛？”
主席身边的人齐声回答：“为主席服务，为人民服务。”
这时，菊香书屋里连我在内已有四名贴身卫士，另三人是：李连成、张仙鹏、田云毓。他们三位都是北方人，唯有我是江南人，而且年纪最小。
那个年代不是经常讲阶级感情吗，毛主席对我们确真是充满阶级感情的。就我亲历，举两个事例吧。主席得知小田在农村的父亲病了，不仅准了他探亲假，而且让罗秘书从他稿费中支了100元钱，要小田带去。100元，当年中级知识分子两个月的工资呢。一次，我随主席到了杭州，他说：“小封，已经到你老家了，你应该回家去看看父母了。”当下，他派罗秘书去买了水果、糖食，代表他陪我一起去东街路探望双亲。
半个芋头含在嘴里，鼾声有些怪异
什么叫贴身？就是成天跟随在主席身边，绝对保卫他的安全，侍候他的生活起居。说实话，主席的喜怒哀乐、举手投足都在我们眼帘之内，而他的两位千金李敏、李讷才一周回来一次，住一个晚上，同父母吃三顿饭而已。记得她们读小学时在百货公司买的飞鸽牌自行车，到大学时还在用呢。
毛主席在生活上非常自律，艰苦朴素，这些，只有我们这些“幕后”人才清楚。主席的饭菜非常简单：饭是大米、小米、赤豆、土豆、芋艿，或将这几样主、杂粮和在一只小沙锅里煮烂了吃;菜肴不过二菜一汤而已，一荤一素，或者加碟湖南辣椒、绍兴腐乳;汤里放个“狮子头”，青菜加香菇。如若请客，四菜一汤，两荤两素。人所共知，三年“困难时期”，他一连17天不吃肉，而他把吃红烧肉视作“营养菜”的。他通宵工作，临睡前所谓夜宵，不过是碗炒菠菜呀。
毛主席吃饭，不大定时，大部分都在卧室里吃。这时候，他就一边吃，一边阅批文件，竟至忘了这是在吃饭。有一次，他边看报纸边吃饭，看的是“鸭司令鸡司令”的报道。他看得津津有味，也吃得津津有味，只见他一双筷子直向靠近右手那盘“木须肉末炒菠菜”夹去，往嘴里送。我们几个卫士看傻眼了——这样吃法营养不全面，不利于健康的。我们商量了一下，乘隙快速将菜盘调换了一下。主席没有发现，照样伸去，夹来吃。不对了，菜肴硬了些。主席一楞，抬头朝我们看了一眼，又不在意地将筷子夹了下去。从此之后，我们常在主席吃饭的过程中，将菜盘调转，让他吃得更有味。
这还是正常的，逢到他工作一忙，完全忘了吃，这怎么行。我们要厨房侯师傅煮了麦片粥，装在搪瓷缸里，放在电炉或暖气汀上热着，抓时机，催他去吃。记得在1957年2月召开第11次最高国务会议前，他半躺在大木床上写作那篇有名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宣纸稿笺写了一张又一张。已经接连工作两个通宵了。卫士长李银桥焦急地对我说：“小封，这样下去不行，你得想想办法，一定要让主席吃一点了！”入夜，主席照样忘我地在修改文稿。我守在门口等机会。忽然看到主席在案前一仰首，手指按摩天庭——这是他舒展筋骨的动作，我急趋近问道：“主席，给你搞点吃的来吧？”
“好吧，烤几个芋头来。”
“我说主席，你都一天没吃正经饭了，还是……”
“去吧！”
我赶忙跑到厨房。侯师傅帮着，很快烤好了六个芋艿，放在碟子里，端去书房。岂知我尚未进门，就听到里面鼾声已起。待到进入，只见主席斜靠在大床上，手里还拿着文稿什么的，睡着了。没有关系，他有这样的习惯，像战士乘间隙在战壕里打个盹儿，很快重新投入战斗。我把碟子放在暖气汀上，轻轻退出房间，好让他多睡一会儿。果然，不过十来分钟，屋里传出咳声，我赶紧进去，捧起芋头碟子，“主席，芋头烤好了。”“好啊，我想吃了。”我把碟子放在床几上，看他取起一个，剥了皮，放进嘴里咀嚼起来，还轻声吟起诗词什么的。这是主席最惬意的享受呢，我打心底开心，就轻轻退出书房，好让他老人家独自多乐会儿。大概又过了十来分钟时间，里面吟诵声没了。我侧耳细听，主席那富有韵律的鼾声又奏起。我蹑手蹑足走近床前，只见他已歪着脖子仰靠在床头架子上睡着了，碟子里只剩下一个芋头。我正在动脑筋如何扶他躺下而不扰醒他时，发觉他的鼾声有些怪异。我立即警觉起来，仔细一瞧，天啊，他嘴里含着半个芋头（还有半个芋头在手里握着），随着鼾声起伏，它在舌头中央微微颤动！我含着一汪热泪俯身去抠主席嘴里的半个芋头。芋头抠出了，老人家也被我弄醒了，随即就是不轻不重的一声湖南话“哪个？”我鼻子一酸，正想说明原委。主席立刻安慰我：“唉，我不该发火，真是，我好像在做梦……”
“不是的，不是的，主席，你吃了一半就睡着了。你看半个芋头在你嘴巴里！求求你，你必须休息了！求求你……”
这回毛主席竟同意了，还挺风趣地高诵起“天翻地覆罗”。
补纱袜，你缝得我穿不进去了
说起毛主席的床，既不是席梦思，也不是棕绷，而是五尺宽的木板子架床，但其中三尺宽地方全被书籍占领了。这些书都是他心爱的、随时都要翻阅的。这个书阵有三重，最靠近他身躯那一重，是他半躺或躺着时伸手可及，以便立时取来翻看的那些重要书籍。所以我们每次给他换洗床单时，都小心翼翼把三重书编了号，以防弄乱次序，给主席带去不便。对此，主席颇欣赏。人们在参观几处毛泽东故居时，都对他宽大的床产生误解，其实他只睡二尺宽的地方，往往给书城包围了。
主席经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食宿如此，穿着上更体现中国农民本色。英国人说甘地的节俭是印度民族的财富，那毛泽东的节俭朴实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熠熠生辉的精神财富吗？毛泽东诞辰105周年时，我到浙江图书馆瞻仰毛泽东遗物展，再一次看到他穿了20多年的皮鞋、皮拖鞋，我们补缀又补缀的他的睡衣裤、衬衣、毛巾毯，那个龙头细布的枕芯，里面填充的是荞麦壳，等等，是那么熟悉，那么使人激动，又那么叫我神往！
就说一件——主席的袜子吧。主席一生就穿那种老式又老式的齐膝盖中统男纱袜（现在连地摊上也找不到了）。磨出洞后，他不轻易抛掉，洗洗干净，补补再穿。这几乎成了他的习惯。有一次，他要在颐年堂会见他的老朋友、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元帅。到了规定时间，我去提醒他。他正躺在大床上批阅文件。他起了床，穿袜子，发现其中一只后跟有一个洞。国务外事活动可不能马虎。他要我拿去补补再穿。我心急火燎拿着这只袜子跑到卫士值班室，三下五除二地把这个洞“封”住了，再急忙送回主席卧室。过不久，主席的声音传过来了：“怎么搞的，我穿不进去，脚跟踩不下去呀？”我返身到主席床边，蹲下，啊呀，我把这只袜子后跟的前层、后层缝在一起了，怪不得主席怎么也拉不进脚踵，要误大事了，我急得哭了。主席微笑说：“没有关系的，把线拆开可以穿进去。到底是男孩子呀。”
那么搬移大物件该是七尺汉子的事了。一次，主席要连城、仙鹏将他常坐的那只大沙发从东屋搬到西屋的书房去。沙发宽大，四合院的门窄了些，他俩费了好大劲，但怎么也抬不出去，只好作罢。第二天主席一看，沙发仍在东屋，就不动声色叫我与云毓去抬。胖子体宽挤不进门，不是可以侧身而进吗？我们把沙发横过来，让它的背先出门，再转弯过来，四条短腿出门，于是整只沙发抬出去了。进西屋，也是这样抬法。
主席在院子里，坐在一张藤椅上，看我们干完活，然后把我们四人叫来，问道：“你们说，是摆好沙发造房子呢，还是造好了房子再搬沙发？”
“当然先造房子。”四人异口同声回答。
“那好了，你们懂了。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都要认真。”
在毛主席跟前服务是一种言之不尽的幸福。老人家的片言只语，都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使我受益终身。
六十六岁生日的嘱咐：你们都下去……
六十年代初期，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日子不好过呀。主席和全国人民一样熬受内外困难带来的痛苦。12月26日凌晨，他在床上看文件，我在给他擦澡时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噢，今天是我的生日？”他想了一下，又对我说：“小封，你去把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高智、林克、汪东兴等叫来，过生日一起吃碗面。”
1960年12月26日凌晨，我们7个人在菊香书屋吃主席寿面，一边吃面，一边听主席说:“现在全国遭灾，有的地方死人呀，但到底是怎样情况，搞不到！”又环顾四周，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正确的情况搞不到……”
大家眼看主席神色凝重，头上白发骤增，因为营养不良（六七个月不吃肉，20多天不食粮），体质下降，心中都十分难受。更使主席忧心忡忡的是共产风、浮夸风，使他和人民隔开了距离，听不到百姓疾苦的呼声。今天这顿祝寿饭，我们几乎没怎么吃，有的同志偷偷拭泪。
“子龙、银桥你们下去广泛调查研究。”突然，主席站起来说，他下决心，派他身边的人出去搞调研了。
“小封，你去不去呢？”他回过头来问我。
“去！”我坚决回答。
主席满意地点点头在我的背上轻轻地拍拍。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华罗庚教授的女婿）也响应主席号召，下去搞调研。
主席看到在座七人都愿下去，颇感欣慰，说：“那很好，你们调查之后，要向我讲真话，不许讲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大家一致表示踏踏实实调查，实事求是向主席汇报。
主席表示，出发前与大家合个影；回来之后，再与大家合个影。
历史将会载下这一片段，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宴”将被赋予特殊意义。
已经早上5时了，主席回到卧室，他上了床，对我说：“小封，我不放心呀。我出去，他们都预先作了准备。所以这回你们下去，调查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老百姓欢迎不欢迎，可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可不能去住招待所，或者公社安排的什么地方。”他又握着我的手，拍拍我手背说：“你一定要告诉我真实情况呀……”
我眼含热泪回答：“主席你放心，我一定说真话！”
主席半躺在床上想了一阵，似乎还不大放心，要我取来他的宣纸信笺，用他常用的粗硬铅笔写了起来，连写了三张，行文间加了个“更”字、“了”字，涂了一个“长”字，一个“认”字。原定地点山东，改为河南信阳。这封信一气呵成，他像慈父一样，关照到我们的方方面面，竟至说“如果饥饿了，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全信末后又附加了一句话：“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在“阅”字下面画了三个圈。
写完信，已是早上7时了，我为他按摩了一通，他才睡去。
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更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了，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日，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我们如期出发，到了河南省信阳专区。我直接去鄢陵县马来公社马来大队三队，住在一家农民的羊棚里。周恩来总理闻讯，也派出了他身边的人下去调查研究。其中一部分同志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在马来公社合并起来，有十来人。
我们把调查得来的实际情况及时报告了主席。不久，中央正式下达取消农村办食堂的指示。一度在中国大地上冒出来砸铁锅炼钢铁，一天等于二十年，奔向共产主义，而农民捧着钵头排队等吃，饥馑遍地的怪现象逐渐消失了。
春秋有情，半年后，我们回到丰泽园，毛主席果然与我们再次合影。
封耀松（口述） 文 楚（采写） 摘自《名人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