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的红场，是中国游客必到之处。今年的中国“俄罗斯国家年”活动在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办得有声有色：“俄罗斯国家年”开幕式上，莫斯科大剧院在人民大会堂的精彩演出，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俄罗斯艺术300年”画展，莫斯科小剧院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小市民》、彼得·伏缅科剧社的《狼与羊》等在北京戏剧舞台上的先后亮相，还有小白桦的歌舞，俄罗斯电影周，海淀公园的俄罗斯音乐会……引得国人一次次将目光聚焦于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几代中国人内心的“俄罗斯—苏联情结”又获得了一个个释放的契机。然而，在我们兴味依旧地看着俄罗斯的戏剧演出和画展、听着俄罗斯的芭蕾音乐和民歌的时候，我们却不无惊讶地感觉到，曾经离我们很近的俄罗斯文学似乎渐行渐远了。
在中国经历三次传播
在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国人当中，恐怕很少有人没阅读过俄罗斯文学作品，很少有人不知道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名字，由此可见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俄罗斯文学自19世纪末被介绍到中国，在至今百余年的传播历史中曾有过三次辉煌。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呼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需求，被鲁迅誉为“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同时，它也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创建提供了最直接、最亲切的借鉴。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活动家，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都曾是俄苏文学的热心译介者和积极推广者。这个史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和文学中曾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期”，当时的苏联文学被视为“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成了国人最主要的文学阅读客体，在整整一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身上后来所谓的“苏联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50年代俄苏文学的熏陶。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忍受了十余年文学饥渴的中国读者几乎在不加选择地饕餮着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作品。短短十余年间，全国近百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多达近万种！仅仅是专门译介俄苏文学的杂志就相继创办过4种。经过这三次俄苏文学译介高潮，成千上万种俄语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总印数估计达数亿册，俄苏文学已经完整地呈现在了汉语读者的面前。
影响力有所下降
然而，从苏联解体到如今的这十多年间，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似乎已风光不再，不仅出版的品种少了，译作的印数小了，作品的被阅读率和社会影响也在降低。究其原因，恐怕有很多。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生目的普遍功利化的时代，在电视、网络和流行音乐等大众娱乐方式的侵蚀下，就整体而言，文学已经被边缘化了，而在内容和风格上相对更为严肃的俄罗斯文学，所受到的冲击或许更大。英语和美英文化的话语霸权的出现，也使俄罗斯文学和其他非英语文学一样，变成了所谓的“小语种文学”。
同时，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国力有所下降，国际影响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与国力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其国际声望的大小无疑还是会影响到其文学和文化的辐射力。
更何况，笔者称之为“后苏联文学”的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自身出现了空前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在对其整体把握和系统译介上也遇到了一定难度。此外，俄罗斯文学中的大家名作已经被“译光”了，而新俄罗斯文学一时还没有推出可与那些经典比肩的新作，国内出版部门由于市场经济的压力而在选题上的功利化抉择，迅速富裕起来的部分国人对于那个动荡中的北方邻国所持有的不屑和冷淡，如此等等，也可以被视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的原因。
现在的处境其实是正常化了
不过，在谈到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难比往昔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一直在不懈地跟踪俄罗斯文学的新进展。在出版环境大不如从前的近十几年，他们每年仍能推出数种，甚至数十种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仅以笔者本人为例，近五六年的时间里就翻译或主编了十余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其中的一些作品如《“百事”一代》、《普里什文文集》等还获得了不俗的销量和影响。
而且，俄罗斯文学作品在译作数量上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水平的整体下降。较之于翻译，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似乎显得更理性、更成熟了，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研究者头脑中的条条框框和自设的“禁区”比较少了，在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包括俄罗斯学者在内的境外学者拉开距离，注重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其研究成果也明显地丰富起来。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虽然不像上世纪50年代那般无处不在、无人不读，但俄罗斯文学的“粉丝”甚至“铁丝”在今天却依然随处可见，尤其是在文化人中间。俄罗斯和中国的文学生活都在正常地进行。我们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处境不是艰难化了，而是正常化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不是减弱了，而是回归到文学本体上来了。▲刘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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