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青年报》有两条新闻谈公众对新政策的反应，一条是针对开征遗产税，有70.5％的公众反对现在开征遗产税，主要原因是害怕最终普通人成为遗产税的纳税主体；另一条是针对当下各领域如火如荼的反商业贿赂，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信心不足。
其实不仅对开征遗产税和反商业贿赂，公众近来还有很多的“政策冷漠”， 从房产新政到反腐新政，从收入分配调整到社会保障改革——面对这些对公众利好的制度和政策，百姓或表现出信心不足，或直接带着逆反情绪对政策进行质疑，常常集中在：政策能不能得到落实和执行，权力操纵会不会使政策走向反面，是否仅仅只是一种懒洋洋的姿态，结果可不可控，等等。
出来一个质疑一个，对新政策缺乏信心，这种政策冷漠表明公众已经陷入对基础秩序的焦虑中。基础秩序是社会学者孙立平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一个社会中超越某个具体制度的基本社会规范。举例来说，信任结构就是这种基础秩序之一，新、旧体制都要以信任结构为基础，因此信任结构要比体制更为基础。除信任结构外，属于一个社会基础秩序的还有法治信仰、契约履行、信托责任、财产保护等等。
从中国现实看，问题不在于一个个具体的制度安排存在漏洞，而在于某种总体性基础秩序的失范。这种失范可谓无处不在：缺乏尊重法律的氛围，基本的信任资源被耗散，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公众监督乏力下许多制度根本得不到执行。大环境上的失范，使许多制度根本无从执行。
公众的政策冷漠正源于集体基于基础秩序的焦虑：由于对基础秩序这个大环境缺乏信心，所以根本不会相信单纯某一个具体的制度会摆脱这种失范的基础秩序。比如，复旦大学尝试面试招生，这本是个好事情，可公众对录取腐败无处不在的“大环境”缺乏信心，很难相信复旦能脱离“腐败大环境”把自身的录取公平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基础秩序上的焦虑使他们根本不敢对任何一个许下种种美丽承诺的新政策寄予希望，这种焦虑与冷漠使政策的执行陷入恶性循环：越焦虑越冷漠，越冷漠越得不到执行。
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只有从重建基础秩序上着手。有关部门别急于批发一个个得不到执行的政策，先在基础秩序这个“元制度”上进行治理。(曹林 北京 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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