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金额达百亿的上海社保腐败窝案近日东窗事发，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被隔离审查，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被限制自由配合调查，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副总裁韩国璋被双规，宝山区区长秦裕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据悉，为了彻底查清此案，中央已经派出超过百人的调查组常驻上海。(《新京报》8月27日)
资金额度的巨大和查处阵容的浩大，无疑是使这条新闻成为热点的重要原因。不过我以为，上海社保腐败窝案东窗事发，再一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哪一个领域缺乏从制度上对官员权力的刚性约束，这个领域就可能成为餮餮者的盛宴。
其实，上海社保腐败窝案只不过是社保资金管理危机的一次集中爆发。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就已先后查处了河南省濮阳市劳动保障局以减免企业应缴870多万元养老保险费为代价换取6辆轿车使用权案、黑龙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将918万元借给企业用作流动资金和担保利息案、浙江省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计财处用社保基金600万元购买国信优先股案等一批违规案件。(新华社8月21日)这些案件和上海社保腐败窝案呈现出共同特点：社保资金被管理部门随意支配甚至侵吞，已经接近于监守自盗。
不能说相关部门没有建立社保资金的管理制度。早在1994年，鉴于原劳动部1993年107号文件关于部分社保资金交给社会信贷机构运作以实现增值的规定造成了社保资金管理的混乱，原劳动部和财政部1994年联合发文，禁止再将社保基金拿到市场上营运，已经投出去的钱要收回。但很显然的是，这种规定并不是完善的。社保资金在社保管理部门封闭运作，公众监督缺位，致使一些社保部门擅自借出资金用于“保值增值”的违规现象禁而不止。
必须承认，随着社保资金总额的增多，社保资金如何保值增值确实是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曾坦言：“一方面这些钱(按：指社保资金)必须运营，第二不能违规，第三还得多挣点钱”(《21世纪经济报道》8月20日)。照理说，把社保资金的蛋糕做大一点，既可以减轻财政负担，也可以减轻职工负担，其动机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数额庞大的社保资金一旦被默许市场化运营，不仅自身面临风险，更难免成为“红顶商人”盯上的一块肥肉，而手握重权的官员就难免被收买。
从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目前披露的案情看，正是由于官员与“红顶商人”的勾结，才导致上海年金中心将数十亿的资金“大手笔”投资高速公路，甚至进军电气市场。在这整个过程中，公众对社保资金的流向是不知情的。社保资金被秘密拆借联结起灰色资金链条，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社保资金不透明的管理状态，直接构成了官员与“红顶商人”违规支配社保资金的黑幕，致使劳动部和财政部1994年就已出台的关于社保资金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形同虚设。
“制度反腐”首先有赖于无隙可击的制度。社保基金管理暴露出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保值增值的动机有什么问题，而是如何保值增值的制度过于粗疏，为官员权力寻租提供了方便。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给我们的教训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完善约束官员的权力。社保资金如何避免成为管理部门的“自留地”，如何禁止官员凭权力支配社保资金的市场化流向，如何构建社保资金征缴、支付、管理和发放的科学运行机制，为社保资金寻找一种安全的增值模式，都应该成为“制度反腐”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朱述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