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1月9日刊登袁晓明的文章《在今天和将来，家庭稳定仍然至关重要》。确实，家庭稳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社会学家把家庭称作社会的细胞；经济学家认为家庭是最小的生产经营单位，等等。这些观点都肯定了家庭的至关重要。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20年左右，中国家庭的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离婚率较之过去大幅上升。上海市民政局近日提供的数据也显示，2006年，上海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妇为3.7万余对，比2005年增长21.6%。离婚率攀升的原因何在？一种比较有代表性、也更为常见的观点认为，这与西方文化的冲击有关。袁晓明也持这一看法，所以他强调要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保护好中国的家庭。但这种观点蕴含的意思却是：西方文化不重视家庭。其实这一命题值得商榷。

　　从家庭组成看，它有横向（夫妻之间）和纵向（亲代与子代之间）两层关系。在传统社会，尤其在农业社会，纵向关系更受重视。理由很简单，当时没有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养儿防老”就是一种可靠的保险，也因此，才有“父母在，不远游”的道德规训。然而在西方，近代以降，随着启蒙思想的深入人心以及市场体系的日益牢固，家庭中的纵向关系不如以前牢靠了，而横向的夫妻关系却受到更多重视。启蒙运动提倡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中间自然也包括追求爱情的权利，与此同时，妇女自主意识的觉醒及其经济地位的独立，也为追求爱情提供了前提与保障。与之对照，在我们周围，经常能够听见处于不幸婚姻中的妇女如此抱怨：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离了。可见对她来说，家庭中值得珍视的仅是父母与孩子的纵向关系，为此她甚至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与幸福。或许她的忍辱负重确是一种传统美德。而这种美德是否值得传承，却是另一个话题了。

　　市场体系的崛起带来一种崭新格局。其一，子女不得不把更多精力花在事业上，对于父母的尽孝则勉为其难了；其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在客观上减轻子女的尽孝义务。前不久播出的电视剧《孝子》恰好反映了这一转变。剧中主人公对其父母的孝顺令人赞叹不已，但同时，他却清醒地意识到，将来决不能如此拖累自己的女儿。晚年进养老院几乎已成为我们这代人的共识。这就是说，家庭中纵向关系的分量确实在减弱，或许这是受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但更多是市场经济改变了我们的家庭观念。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纵向关系的减弱更多是单向的，父母对子女的种种合理投资，尤其体现在教育方面的，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人之常情。早报评论专栏作者薛涌对美国白人中产阶层家庭的教育投资情况的述评，以及我们周围所见证明了这一点。父母对子女寄托的有形回报确实在减轻。对于父母来说，养育子女的回报，更多表现为一种人生的体验以及从中得到的乐趣，而非养儿防老。当然家庭中的爱永远都不会消失，中西方的人性对此概莫能外。

　　由此反观当下中国家庭的不稳定原因，我们其实更应关注的是当下的道德滑坡和沦丧。曾见媒体报道，某国营矿山的干部家属联名上书，呼吁上级能让她们的丈夫回家，因为这些男人日夜在外应酬，以至影响正常家庭生活和感情。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周围并不鲜见。难道这也是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

　　再回到袁晓明的文章，他认为在美华人家庭的稳定性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的价值观有关。即便这一观点能够成立，但在我看来，或许还有更现实的因素必须考虑，这就是华人作为美国的移民和少数族裔，生存已属不易，此时家庭作为安全港湾的重要性倍加突出，这才是相濡以沫的本义。无须讳言，夫妻之间的相互需要而不是相互欣赏或许是一种更为牢靠的纽带。这正是人性的软弱所在。

　　追究中国家庭的不稳定原因，若说有正面因素的话，倒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妇女地位的独立以及个人对幸福追求程度的提高。就此而言，与其指责西方文化对中国家庭稳定的冲击，还不如更多从现实层面来考察中国的家庭究竟面临何种考验，以及需要提供何种保护。

　　最后还需指出，袁晓明对于李银河观点存在误读，后者一再申明她从未提倡婚外性自由，甚至认为它有违道德。鉴于早报日前刊登的杨涛的文章对此已有精彩论证，本文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