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丽的照片成为寻人的重要线索。本报记者 杨威 摄

　　人民网·天津视窗1月22日讯：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龚清民瘦了20斤，只有不到90斤重了。他脸上的皱纹怎么也不像一个44岁男人应有的痕迹。这些变化发生在去年12月1日他16岁的女儿小丽(化名)失踪后。

　　当天，小丽出门后再也没有出现。此前，在歌厅工作的小丽曾为要和一50多岁的男人同居与父母闹翻。她出走时没有征兆，之后又更换了手机号码，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为了寻找女儿，龚清民想尽了办法，但没有结果。近日，他写信向本报求助，希望找回迷途中的女儿。

　　新年伊始的求助信

　　元月3日，一封寻人的求助信寄到本报编辑部。

　　写信的人叫龚清民。他在信中说，女儿小丽因为工作问题和父母闹翻，不想和他们一起住了，于去年12月1日离家出走。

　　信中说，小丽出走时没有带任何衣物，只有一个小书包。出走后，她更换了手机号码，没有给父母留口信，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龚清民夫妇为了找女儿，都暂时放弃了工作。他们翻出小丽的通讯录，一个一个电话号码打过去，希望能够找到女儿的下落。有人说小丽正在歌厅工作，不想再回家，和歌厅的“姐妹们”住在一起。

　　无奈之下，龚清民到海淀东升派出所报警，但他也不知道小丽到哪家歌厅去工作了，也没有迹象证明小丽遭遇暴力事件。警方只能通过网络进行寻人，并没有什么进展。

　　在信的结尾，龚清民写道：“万家新年欢乐，独有我家父母悲伤流泪。”地下室内的一家人

　　龚清民是安徽亳州人，来北京近10年了，一直在小饭馆里做厨师。他在北京的家，是位于海淀区二里庄小区的一间地下室。

　　1月10日，记者找到龚家。这间8平方米的地下室内，家具只有两张床、一个柜子。一台14寸电视和一个电饭煲是他们全部的电器。

　　龚清民的妻子坐在床上，拿出女儿小丽的书包，一边给记者看小丽的照片，一边哭泣。她指着墙上挂着的衣服说，小丽走时，大部分衣服都落在家了，也不知现在穿得暖不暖。

　　龚清民说，去年春节过后，他和妻子回老家探亲。他的女儿小丽已经16岁了，上过初中二年级后就辍学在家。他们夫妇就把女儿带到了北京。

　　当时，他在一家“成都小吃”当厨师，女儿小丽就在小吃店里做服务员。他说自己老早就出来打工，和女儿长年不在一起生活，现在女儿大了，可以到北京来打工了，“一家人也算团圆，条件艰苦一点但他也知足了”。

　　歌厅陪唱的打工妹

　　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龚清民所愿。

　　16岁的小丽并不喜欢小吃店内枯燥的服务员工作，常向父母抱怨。她在小吃店内工作了近半年，去年7月，在朋友的介绍下，她转到一家名为“福满天”的休闲广场工作，给人做足疗保健。

　　“我心里是不想让孩子做这工作的。”龚清民说，他觉得在餐厅里面打工还算份正式工作，跑到休闲中心去给人家做足疗，他担心女儿太小，很容易被别人带坏了。

　　他的担心很快成了现实，小丽在“福满天”工作了两个多月后离开。

　　她去海淀双泉堡一带的歌厅工作了。时值秋收，龚清民回了老家。当他听到女儿去歌厅工作后，立刻赶回了北京。

　　“我当时态度很强硬，跟她说绝对不许去歌厅工作。”龚清民说到这里很激动，“谁知她竟然和我对着骂，还说要和我断绝父女关系。”

　　此后，龚清民一度试图把女儿锁在家里，不让她出门。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也降到冰点。

　　“现在要是她肯回来，就是断绝了父女关系我也认了，好歹能让她妈高兴点啊！”龚清民说，女儿去歌厅工作，每天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去上班。双泉堡一带的歌厅服务员基本都是男的，女孩子进去工作就是陪人家喝酒唱歌。他说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小丽当服务员一个月赚700元，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这点钱足够了，“一个小姑娘为什么想要到那种场所去工作？”

　　去年11月底，小丽提出要从家里搬出去住，准备和一个北京的50多岁的男人一起住。“她说那个男的还有俩孩子，这种事我们两口子坚决不同意。”令他意外的是，这次女儿并没有和他起争执。

　　12月1日上午10点，龚清民在小吃店内上班，他的妻子在家。女儿小丽和妈妈说了声“我出去一趟”，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就离开了家门。自此之后，龚清民夫妇再也没有女儿的消息了。

　　寻找失踪女儿的父母

　　小丽出走后，龚清民夫妇停下了工作，一门心思找女儿。小丽没有说过她在哪家歌厅工作，龚清民就翻出女儿的通讯录，逐个地拨上面的号码，反馈回来的信息和他知道的一样，小丽在双泉堡一带的歌厅里上班，但不知道是哪家歌厅。

　　记者找到小丽工作过的“福满天”休闲中心。这里主要提供保健按摩服务。“福满天”的工作人员说，小丽在去年7月的时候在店里工作了。做了两个多月后，和店里一个叫小月(化名)的女孩一起离开了。

　　龚清民说，小丽是经过小月介绍才到“福满天”去工作的。小丽出走后，他多次给打电话给小月，但小月也不知道小丽去哪里了。

　　记者和小月通过一次电话。她说，她和小丽关系不错，曾在“福满天”一起工作，之后一起辞职，但小丽去歌厅工作后，她们就失去了联系。

　　“听说去歌厅也是你介绍她去的，她在哪个歌厅？”记者问小月。

　　“你有病啊！去歌厅还用人介绍吗？自己过去就干呗。我不是跟她爸说过么，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小月生气地挂断了电话。出台走穴的陪唱女

　　龚清民所说的歌厅集中在八达岭高速上清桥到北沙滩桥辅路的西侧。记者带着小丽的照片，到歌厅里寻找小丽。

　　两天的时间里，记者找了10多家歌厅。有3家歌厅的服务生说见过照片中小丽。一名服务生说，小丽看着眼熟，应该来他们店做过陪唱，但最近没有来过了。

　　另一名叫“宾子”的黑车司机说，小丽肯定坐过他的车，他就在这边的歌厅门口趴活儿，每天晚上都要拉散场的陪唱小姐们回家。他说小丽好像没有固定的场子，附近的歌厅多，有些小姐就是走穴，没有固定的地方。

　　龚清民也到这些歌厅来找过女儿，同样没有任何结果。为了找这个16岁的女儿，他已经花了2000多块钱，手机也卖掉了。他还有一个儿子在老家读6年级，家中父母也需要人来养活。

　　给本报寄来求助信后，龚清民在一家小饭馆找到了厨师的工作，“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一直找下去，希望女儿能早点回家”。

　　-专家说法

　　“她可能认为这是一条实现独立的路”

　　16岁的小丽还未成年，是什么心理导致她宁做歌女也不愿在餐馆打工呢？

　　北京博爱心理咨询中心的专家孙欲晓博士说，小丽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后，必然在物质上接触到太多的诱惑，而现实生活的艰苦条件又会使她心理出现巨大的反差。她在从餐厅到休闲中心再到歌厅工作的择业轨迹，正说明她一直在寻找释放压力的环境，“她可能认为这是一条可以通过她自我努力实现独立的路”。

　　在孙欲晓看来，小丽出现的这种心理问题不是个例。城市内的外来打工者常年在外，没有时间和在老家的子女交流。这些“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家庭的温暖，进城后出现的心理问题又得不到家长的指导，就有可能在人生选择上走上极端。（王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