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实业发展总公司总经理陈满雄和法定代表人陈秋圆，2002年12月26日从泰国引渡回国。（资料图）

2004年04月16日，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被押解下飞机。（资料图）

    人民网·天津视窗1月29日讯：2007年1月21日，法定的期限日，被请求引渡人沙宾科夫没有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对于他应否被引渡回国的审查，中国方面进入了最后一道程序———国务院的行政审查。 

    10天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向他送达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引渡裁定书。 

    今年41岁的俄罗斯公民沙宾科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2006年2月10日，被俄罗斯联邦向中国请求引渡。 

    1月23日，记者从沙宾科夫的中国律师翟建处得到证实：沙宾科夫同意被引渡回国。 

    此前，俄罗斯联邦在引渡请求书中承诺。沙宾科夫回国后将不会遭受酷刑或者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 

    如果对沙宾科夫的引渡不会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不久后，他将在我国公安部的执行下踏上回国之路，并接受俄罗斯联邦的审判。 

    “这是一起意义重大的‘被动引渡’案。”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该案的审查过程严格遵守我国《引渡法》确定的规则和程序，把引渡合作真正变成了一种司法合作。 

    被请求引渡人也不再是国与国之间交易的筹码，而是引渡诉讼中的一个主体，有充分的机会和权利来为自己抗辩。 

    充分彰显引渡法的精神，是我国大国司法形象的一种体现，某种意义上，也表明我国的涉外法制度日益和国际规则接轨了。

    为什么需要引渡

    引渡，是中国民众近来关注的一个热点，往往伴随着经济犯罪分子的外逃，以及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 

    东北高速3亿元失款案的涉案人之一高山，其涉案数额已增至10亿元。据报道，高山潜逃到了加拿大，现已在加拿大警方控制之下。在我国公安部向加拿大警方列出的引渡名单中，高山赫然在册。 

    还有多少“高山”在逃？这些在逃的“高山”们究竟带走了多少资产？根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目前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在800人左右，涉案金额将近700亿元人民币。 

    尽管这组数据备受质疑，被认为大大缩水。但这仍带来许多难题：追逃成本大、资金追讨难、大量贪官逍遥法外，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公安部首度公布了“追逃成本”：国内的普通追逃在万元左右，最高达上百万元。国内追逃成本尚且如此高昂，国际追逃就可见一斑了。仅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期间公务往返、查证取证，成本难计。 

    与各国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借各国之力为中国缉逃，成为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有一些人在外国犯罪后逃来我国。同时，贩毒、劫机、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时有发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必要与我国合作。

    引渡受阻的原因

    出逃人员往往会选择欧美等发达国家。比如赖昌星选择了加拿大，杨秀珠选择了美国。 

    究其原因，黄风教授认为，犯罪分子外逃的目的就是寻找一种比较安逸的生活，资金自然向那些地方转移；此外，他们在遇到引渡、遣返等问题时，往往可以找到比较多的法律救济手段来保护自己，或者是拖延时间。 

    这样一来，却给国家造就了许多困难。 

    首先，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和外国开展引渡合作，都要求以存在双边引渡条约为前提，即所谓的“条约前置主义”。 

    从1993年8月26日与泰国缔结第一个双边引渡条约开始，我国以平均每年2个条约的速度，与2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条约。遗憾的是，25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发达国家，那就是2005年缔约的西班牙。 

    其次，就是死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还保留有68个死刑罪名。中国请求引渡回国的逃犯，罪名为杀人、抢劫、绑架、强奸、走私、贿赂、贪污等，按照中国刑法都有判处死刑的可能。但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明确要求“死刑不引渡”条款。 

    再次，我们在请求引渡时往往不得要领。过分依赖“红色通缉令”；该提供的材料不提供，或提供的材料达不到西方国家的“表面标准”要求。

    缔约的政治障碍

    中国与西班牙双边引渡条约的签订，赢得好评如潮。 

    外交部条约法规司参赞徐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工作说明时说：“相信中西引渡条约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 

    黄风教授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与西班牙引渡条约的签订创造了先例，这个签约模式将会成为中国和其他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个示范文本，以在全球范围内编织一个法网恢恢的外逃贪官追捕网。” 

    可以预见的是，由于欧盟25个成员国都废除了死刑、全坚持“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则，在西班牙与中国达成引渡协议之后，多米诺骨牌或许就此推倒。 

    尽管评价很高，甚至认为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缔约的法律障碍已不存在，但对于中美的缔约，黄风教授还是不表示乐观。 

    “意识形态的障碍还存在。”他说，在与西班牙签约之后，葡萄牙、澳大利亚、法国三个发达国家都向中国表示了缔约意向。私底下，美国司法部有关官员也说愿意缔约，但认为缔约后必然不能在国会上通过，因为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还存在成见。 

    其他发达国家也可能同样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然而说到底，建立引渡合作关系的基础，就是对相互之间法律制度的信任，缺乏这种信任，就难以建立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 

    障碍虽存在，但争取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缔约，黄风教授认为还是上上之策。

    部分外逃贪官基本情况（见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