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法律体系越来越健全，社会分工也形成了庞大的法律职业群体，而普通民众大多对日益繁多的法律文本不太熟悉，这说明普法教育还有巨大空间。我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观念与现代社会有本质上的差异，但也产生过一些行之有效的普法教育形式，可以为今天所借鉴。

　　知法才能守法。我国古代没有系统的法律专业教育，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法律职业群体，各级官吏和民众法律知识的养成，主要靠的是读法学法的制度安排。《周礼》中谈到，每年“正月之吉”，大司徒和乡大夫要向吏民悬象颁法，而州长、党正、族师每年在辖区内分别讲读邦法教令，次数不等，闾胥每逢祭祀便向民众读法。当然，经过儒家反复修改的《周礼》有美化和理想化的色彩，但古代读法却是事实。春秋战国时期，邓析子不仅自己编撰了一部法典，还授徒学法。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专门研究注解法律文本的律博士，负责教授法律，培养司法官员。明清律典中专门规定了“讲读律令”条款，强调吏民必须经常读法学法，目的是让人们在读法学法以后怀刑知耻、明法守纪。

　　懂法才能守法。法律体系固然要不断完备，但如果法律的基本精神没有感召民众，民众不熟悉与其利害攸关的条款，法律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功用。我国历代统治者中，有一些人反对“不教而诛”，强调要把纷繁复杂的法典条款加以通俗解释，使普通民众学得清楚，罚得心服口服。明初朱元璋历时三十年制定《大明律》，每次与大臣讨论修订法律条款时，他总是再三叮咛，立法的宗旨是使民“皆知劝惩”，因而法律文本应当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为了让学法守法深入人心，明清时期在广大乡村纷纷兴建申明亭和旌善亭，赏罚分明，使民众在褒贬之中受到法律熏陶。一些地方官吏还把律典文本与治内民众易犯情形加以对比摘取，制成约束榜文和劝诫小读本，散发给族正进行宣传教化。如今，法律知识专业化和专业技能职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但法律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规则，必须使普通民众了解法律，接受法律熏陶。

　　我国古代在开展普法教育的形式上还有一些独到之处。比如，注意把内容进行合理的调整搭配，形成歌诀式或图表式的读物，像在民间流传较广的《读律一得歌》、《化愚俗歌》和《名法指掌图》、《律表》等，以方便人们记忆和查找。又比如，在法律运用环节上采用多种形式明示法律条款。买卖田宅，在类似产权文书的契尾上将相关律令条例开注清楚，使人一目了然；官方受理民间词讼，要求标准的状词，在格眼状后面通常要附加一个状式，即是否受理案件的基本条件，开列相关的诉讼程序规则。另外，利用各种普法渠道，形成学法用法氛围。古代的普法教育，除了官方“讲读律令”的正途，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采撷律令条款，将其变通为相关社会细胞的约束规范，寓学法守法于教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