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已经来临。偶然看了一部许久前在国内播放的纪录片《赵丹》。非常自然地，联想到去年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温家宝总理11月13日在作协大会的发言。

　　温总理推崇了几位以“讲真话”著称的文艺界已故知识分子，其中就有赵丹。温总理说：“我们讲‘真’，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这番讲话引起中国知识界极大的关注和回响。

　　这让我们想起历史上被中国文艺界一向引为知己的周恩来总理和知识分子的类似关系。

　　例如，在40余年前，1961年6月，在中宣部、文化部分别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周总理作了讲话。他指明会议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再次强调了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次讲话也同样引起知识界的震动。

　　国家领导人对文艺界提倡“讲真话”，这在其他国家是很罕见的事情，这反过来说明人们几十年来不敢讲真话是一个普遍事实，否则就不会发生领导人再三提倡还乏人响应的现象。赵丹演出电影《武训传》曾一度入罪，对这部片子的平反，是在赵丹去世五年之后。赵丹为此一度失去演戏权利，是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使他重返银幕。可是，这并没有能够避免赵丹此后的再次受到更严重打击和失去演员资格。这种“榜样”的遭遇，自然使得后来者对“讲真话”顾虑重重。知识界对领导讲话的回响，也说明他们把领导人的支持看做是一个唯一可能的保障。可是，事实上，文艺界几十年的发展，就是在“讲真话”遭遇打击的寒流和领导人支持的暖流之间摆动。事实证明，仅仅从领导人讲话中得到的如沐春风的温暖，并不能对“讲真话”的人提供真正的保护。

　　文艺创作本身还有更复杂的状况，艺术创造的可能性是非常丰富多彩的。领导人对“讲真话”的正面鼓励，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变成对艺术创造想像力的抑制和打击，其原因是，领导人在号召“讲真话”的同时，对“真话”的“真”作出了单一的标准，在此标准之外的，统统因“不真”而遭到打击。于是，领导号召“讲真话”，人们却不敢“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与此同时，一些艺术作品又因为独特的艺术想像力而被指责为“不真实”，并且受到批判。形成真实不得也创造不得，唯有一些“特定虚假”才容许表达的荒诞局面。赵丹临终时有一句名言直指其要害，叫做“管得太宽，文艺没希望”。行政官员和文艺界不应该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而应该是疏离的。

　　改变这种现象的根本办法，还是需要从制度上来解决，让法律保障来消除人们对“讲话”的后顾之忧。只要合法，就必须容许“讲话”，容许讲话，自然包括了“讲真话”。

　　文学艺术作品，知识分子的表达和公民表达的规则是一样的，不是由官员裁定是不是“可以”，而是由法律来判定是不是可以说、可以做、可以发表。假如某人因表达而受到政府某机构的指控，此人可以在制度设置的另一个独立机构，找到中立的法律仲裁，求得法律保护下的公平和正义。不违法的话，就应该绝对受到保护，还可以把话继续说下去。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领导人不提倡和鼓励，大家也会自然而然“讲真话”，也自然而然以自己的天赋来创造。在一个国家，整个知识界长期存在“真话问题”、“表达问题”，必有其制度根源。长期不解决，也必定会毒化我们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连说话都前怕狼后怕虎。连真话都没有，又在什么基础上谈民族文化复兴和新一代的健康成长？

　　在岁末迎新的时候，我们期待从新的一年开始，中国知识界和中国国民的“表达”，得到切实的制度保障，再也不成其为一个话题。(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