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朱晓芬
人民网·天津视窗1月31日讯:今年49岁的朱晓芬,是中交一航局一公司青年公寓的一名服务员。她经历过离婚生活的苦涩,下岗待业的艰辛,甚至和女儿每周只有10元钱的窘迫。就是这样一个本应该得到他人关爱的平凡女子,却做出了常人无法企及的举动:每月向慈善机构捐款,并且一捐整整10年!
一个土豆,分两顿做给女儿吃
朱晓芬说,1981年刚参加工作时,自己也是个无忧无虑的女孩。可自从1992年开始,她的生活出现转折。那一年,朱晓芬与丈夫协议离婚,因考虑到丈夫生活困难,善良的朱晓芬没有要求丈夫每月支付抚养费,也没有要其腾出住房,而是带着6岁的女儿默默离开。随后,朱晓芬向朋友借了一间由厕所改成的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开始和女儿过起了艰苦生活。1994年7月至1998年,下岗待业的朱晓芬迎来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岁月。
“离婚后,我和女儿每天只能挤在一张旧沙发上睡,衣服只能拿塑料袋装。下岗后,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90元。女儿正上小学,除去每个月的水、电费,我一周只能允许自己和孩子花10元钱,每月还要存下六七十元做孩子的学费备用。为了省钱,我每天只能吃上一点馒头,买个土豆都要分两顿做给女儿当饭菜。”
受白方礼事迹感动,每月捐10元钱
说到这里,朱晓芬很是难过:“每到过年带着孩子去姥姥家,怕孩子尝了好吃的回家也要,我那时经常对孩子撒谎,说大鱼大肉都是难吃的东西。”
1996年11月,她收听到天津慈善协会正在百货大楼举行募捐活动,将白方礼老人也请到现场,讲述了自己多年靠骑三轮车捐助贫困大学生的故事。“听了白老的事迹,我当时就被感动哭了。我现在起码有间房子住,而白老为了存钱资助别人,竟然每天睡在草棚里。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向慈善协会捐款的念头,打算每月捐出10元钱。”
女儿要一元钱,我硬是没给
“从那时起,每月的1号,我都会准时到邮局向慈善协会邮寄10元善款。第一次寄完钱从邮局出来,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伟大,心情也变得十分舒畅。可我把捐款的事告诉女儿后,女儿却伤心地大哭起来。因为就在我捐款的前一天,女儿向我要一元钱去买零食,我硬是没给。”
就这样,每月无论生活过得多拮据,朱晓芬都会准时到邮局将10元钱汇出。转眼,女儿已经小学毕业。
“小学毕业后孩子想报考塘沽区一所重点中学。为了省下10元钱报名费,我本来不希望她去报考的。可经不住女儿的软磨硬泡,我还是答应她报名了,结果真的考上了。辛苦存了几年的2500元钱都交了学费,家里只剩下9元钱。想到当月还未向慈善协会寄钱,我心急如焚。为了省钱,我连着三天没吃东西,幸亏单位的女工委员会给了我补助,我又到邮局捐出了10元。”
义举感动老刘,重新组建家庭
1998年底,朱晓芬的生活出现了转机,一个善良的男人老刘走入了她的生活。
对于老刘第一次到家里做客的经历,朱晓芬记忆犹新:“老刘来的时候,买来些螃蟹,煮完了放在凳子上(家里没有桌子),女儿高兴得几乎蹦到凳子上去吃传说中的螃蟹。当孩子提起我捐款的事儿时,老刘很是惊讶。那时,正好赶上1998年全国抗洪抢险,我本来打算捐出100元钱,孩子却说要替她也多捐出50元来,结果我俩一共捐了150元钱。老刘担心我们娘俩儿没有生活费,拿出200元钱来补贴了家用。也许就是从这件小事儿上,老刘觉得我这个人心眼儿不错,1999年我俩正式登记结婚。”
相信那时,女儿会接过我的接力棒
2000年,朱晓芬又重新回到单位,当上了一名公寓服务员。如今,她每个月有了一千多元的固定收入,还和老刘一起住进了新买的房子,女儿也考入大学。现在的朱晓芬仍然坚持每月向慈善协会捐款,由原来的10元变成了现在的20元。
朱晓芬坦言:“虽然钱还是不多,但我觉得每次我捐的都不是钱,而是我的满腔爱。我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也准备越捐越多。我都想好了,等将来女儿参加工作后,我一定要再资助个学生。捐款的事儿我会一直坚持到我只剩一口气儿的时候,相信那时女儿会接过我的接力棒!”(张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