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晨报》的记者采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上海拟约束市民不文明行为，说脏话粗话可能受罚》，再仔细看内容，在专家们的建议中，不但要用“法治手段来制止、杜绝不良行为”，而且要建立“以市容监察为主导的单一性市民公共行为执法主体，执法人员可以采取流动或随机执法的形式”。最后，还很“人性化”地“参照违法者收入的比例”来进行经济处罚。

　　毫无疑问，专家提到的“七不”，即“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不乱穿马路、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说粗话脏话”，诸如此类的不文明行为肯定是应该加以规范约束的。专家们说，当前这“主要成了一种道德规范，通常没有法律的约束力”，这也是事实。专家据此提出了“法律解决之道”，最后还以某国“准备颁布一项新法律对讲脏话者处以口头警告、罚款等处罚，最严重的将以‘流氓行为’处以两年监禁”的“国际惯例”作为自己建议的坚强后盾（这么好的铁证，不知为何将国名隐去）。

　　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社会规范是有层次的，法律规范只是其中之一。法律规范不可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其实，只有在适合运用法律手段时，法律规范才是有效的。

　　于是，就很杞人忧天地为专家建议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担忧起来。譬如，专家提出，要对“说粗话、脏话”的行为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义，真是不知道法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可以用非常文明的词语为“粗话、脏话”作出一个能够用于“执法”的严谨定义。于是，退一步，就想到应该出一本“脏话、粗话大全”，将可能脱口而出的脏话、粗话一一罗列，然后上海市民，不分男女老幼，人手一册，集中用一段时间或每周用固定的时间来进行全民学习，“执法”时就可以以此为准。但反过来一想，不觉哑然失笑，这是在反对说脏话粗话，还是在“普及”脏话粗话？原来不会的，现在从娃娃学起，谁都精通此道，那还了得。再说，上海本是移民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移民之风更甚，还有国际上的“绿卡持有者”，全国的方言这么多，再加上各国的语言，能够把所有的脏话粗话都罗列其中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现在称呼一声“小姐”，其中的含义可能就很复杂，你说是脏还是不脏呢？

　　再者，专家提出要以“市容监察”来“执法”。不知道现在的城管素质有多高？能否保证不说脏话粗话？更担心的是，城管要罚款，被罚的却不肯交罚款，恐怕大马路上又会多了一些发生不文明行为的“潜在危机点”。

　　再说，用罚款来制止脏话粗话能有效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手段是社会规范中的最后手段，规范的基本上都是道德的底线。罚款，作为法律手段的一种，其实也应该是在不得不用时才用的手段。罚款本身并不代表文明，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罚款并不文明或者说很容易滑向不文明。不考虑这一点，用法律手段或用经济罚款来介入道德层面的问题，其实都是很难真有成效的。举个交通罚款的例子，现在此类罚款可能年年“增收”，但是交通违章有所减少吗？

　　想来想去，可能该用道德来规范的还是得用道德来进行规范。譬如，记者举出的若干例子，镜头一、镜头二、镜头三，每个镜头都是吵架的双方在那里“脏话对决”、“唇枪舌剑”、“不堪入耳”……为什么就没有人（包括记者）出来制止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可能在上海老人的记忆中，“格些辰光”要是在公共场合发生这种事，是一定会有德高望重的人出来排解的，现在……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唐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