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与科学——禁忌与权力共谋

见习记者 刘子超

1926年5月，时任北大教授的张竞生出版了性育丛书第一集《性史》，没想到小小一册书，竟引发轩然大波。

先是遭到教育界人士炮轰，斥他的书“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不良书商又火上浇油，冒名出版各种续集——这次的内容全是货真价实的淫秽。哲学洋博士、“中国第一性学家”张竞生终于身败名裂。

张竞生的遭遇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缩影，作为中国提倡避孕和节育的第一人，有人说他遭受侮辱乃至牺牲简直是难免的。

历史上，推动性科学发展的人，往往有类似张竞生的遭遇，世俗惩罚他们的刑具是性的另一面——色情、淫秽。既然性一直被作为禁忌，违背禁忌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色情。色情是在禁忌面前公然挑逗，是在道德边沿恣意嬉游，而性科学则每每在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中，拓展着禁忌和道德的底线。

当禁忌不再禁忌，道德可以容忍，性科学就向前迈进了一步，而色情的领地相应减小。举手淫为例，这一行为曾被认为极端淫秽和可耻，《圣经•创世记》第38章写到俄南“将精液遗在地上”让上帝大为恼火，于是上帝让俄南死去；中国古代也禁止任何形式的体外排精，这不仅是罪过，也是一系列疾病的导火锁。但性科学的发展却逐渐奠定了手淫的合法地位，坦然而愉快的手淫绝对无害于健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合理、有益的生活习惯。禁忌曾有的边界被性科学的铁犁推过，色情的领域也随之减小了。

但禁忌是总会存在的，因为禁忌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类固有的“神圣”情节。这正是自古以来的情形——讨论“性”的专著被冠以“诲淫”的恶名，他们的作者则成为时代秩序的牺牲品。取消人类的“神圣性”，也就是祛魅，也就是颠覆既成秩序，任何一个自命神圣的独裁者，都不愿意被告知他的母亲不过是乡间农妇，因为神圣最初源于身体，权力最终归于身体。可以说，禁忌中存在着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色情正是调节这种权力关系的机关。

自然，如同任何一门科学，性科学同样依赖观察、探索，是一门经验之谈。从历史角度看，每一个性科学结论的提出无不依靠前一个结论，乃至推翻前一个结论。性科学作为对于身体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色情也就成为一个漂浮的概念。它们互相定义对方，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唐代的仕女图里，随意可见坦胸露乳的女性，唐朝人却并不以此为色情；而明代绘画中的女性则穿着难显体态的衣裙，露金莲亦被视为轻佻。很多时候，色情的概念不过是一个空壳，人们认定它，因为它是某种对身体态度的派生，一旦这种身体态度发生变化，它就会被随之击碎。色情与性科学的问题被探讨了无数个世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就开始严肃地讨论它们的关系。一成不变的结论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健康坦然的态度面对它：一个一见到白胳膊就想到裸体的民族，永远无法给性科学正确的对待。

1926年10月20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笑说张竞生之说能行“大约当在25世纪”。作为一个乐观的人，我希望鲁迅的预言能提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