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10月21日电：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家实力的日渐增强，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迅速提升，复兴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神州大地上，一出出“国学热”演出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表示将在年底向有关部门正式申请设立国学学位，此举令国学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不可否认，“国学”是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存在严重分歧的词汇，但国学指向以儒家为首的中国传统文化，大致还是能够取得基本认同的。纵观论者对传统文化的推崇理据，归结起来不外乎是：传统文化讲究“内圣外王”、“天人合一”，注重实行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化民以德，崇礼重教，尊亲怀柔，不仅有助于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人情冷漠、腐败盛行的弊病，而且有助于解决工业文明给全人类带来的唯利是图、环境破坏、暴力蔓延等问题。

　　笔者首先想指出的是，儒家的正宗思想从来就没有真正占据过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占据此地位的，是“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家自有”之“制度”(《汉书·元帝纪》)，也就是以法家思想为内核、以儒家思想为文饰的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制度(这里的“制度”一词可以被近似地理解为内涵更为广阔的“文化”)。

　　可叹的是，那些“国学复兴”论的鼓吹者对此视而不见，反而以令人叹为观止的豪气思接千载，度越万古，一下子回到中国的“轴心时代”，千辛万苦收集到原始儒家的某些似乎炫人眼目的“先进”思想，进而将其光环肆意地放大到整个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文化动力”的至宝，然后再以“我们早就阔过”的态度大肆炫耀，除了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外，真不知还能令我等发出何等赞辞！

　　现代文明最坚实的基石，是在认可科学事实世界之道德中立性的同时，对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从这个基础出发，政治上，由每个具体公民组合而成的集体———人民，被确认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必须由人民以一定的方式自由地赋予，人民赋予国家权力的唯一目的是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经济上，所有公民都按照自由同意的原则在市场上自由地与他人进行交易，并对由此产生的一切盈亏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文化上，每个公民都根据良心自由的原则，保有自己的文化信仰和立场。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文明，都不可能逸出于此文明基石之外而成功建构。

　　对照此现代文明基石，以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为主干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供采掘的资源又有多少呢？在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几乎难以寻觅到任何有关个人权利的蛛丝马迹，有的只是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宗族家庭的权力和利益，而这些权最终都归结于源自“天授”的专制皇权，专制皇权既是一切权利的起点，又是一切权利的终点。

　　即使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民本思想，充其量而言，也不过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同情主义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基础———人的权利的思想相去甚远；更何况，这种思想也在后世一再激起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儒生的目眦欲裂般的攻击。

　　否认儒学不适于支撑现代民主国家制度建设的论者最经常引用的一个实例是新加坡。其实，姑不论学者对新加坡政治实践与儒学的内在关系仍存在着激烈争议，就算新加坡真的可以为儒学的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完美的例证，那也不足以证明儒学有能力为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众多人口和辽阔领域的大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制度基础。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不具有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就完全不能实现其现代转化，并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问题在于，这种不具有现代文明基本特征，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与之背道而驰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中究竟应该被摆到怎么样的地位上。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我们当前更为重要的，或者说首要的，应该是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吸收已经在先进发达国家和地区那里得到充分检验的现代文明的核心精神，尽快在这种精神即对人的权利的确认与保障的基石上,建立起与我们的国情和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制度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下，允许并鼓励包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内的所有思想文化自由传播，并在交互碰撞融合中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

　　反之，如果在唯一可能真正保障人的权利的制度框架建立之前，就大肆鼓吹本质上与现代文明核心精神背道而驰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再嚷嚷着要给它以更加重要的地位，让它甚至在实现其自身必要的现代转化之前就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很可能会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增添不必要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