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潮流，是东风西渐，中国制造开始了向西方的“诺曼底登陆”。我们从商业的坛坛罐罐，到文化的鸡零狗碎，再到现在的性学伦理也在向西方大肆倾销，有媒体向西方报道，说中国同性恋者约有三千万，身边的每一百人群中就有两至三人或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同性为伴侣。奉天承运，同性恋在中国竟然也如此兴盛。而最欢欣鼓舞的人，当属同性恋的激进派人物李银河女士，这个同性恋的“发烧友”，曾多次发起提案，呼吁同性婚姻要合法化，现在，她已成为一个同性恋“床语”的叫春者。

    李银河，一个网络世界走俏的名字。我们认识此妪，是通过她的奇谈怪论走近了她，这个从事性学研究的人竟然说：“同性恋在中国，一直在进步”。真是出语惊人，同性恋有何进步可言？如果硬要断下结论，笔者只能说，同性恋的增产，只能说明一个国家的民族在退化。因为同性恋不是新生产业，中国古已有之，早在三皇五帝时期，中国人就恋上了这痨病，“娈童始黄帝”，说的就是同性恋。同性恋,在性心理学上称为“性的逆转”，乌氏说：“是一个先天的变态”，可见，这不是个什么“贵恙”，它在西方世界也要遭天谴，古罗马后期，犯同性恋者要处以焚烧的极刑，但在中国古代，却爱幸成风，汉代的哀帝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喜欢与同性恋者“出则参乘，入同卧起”，甚至还要把汉天下禅让给同性恋者，到了晋代六朝，同性恋风气相当流行，一度称为“闺中腻友”，如此看来，同性恋也是中国人走在了前列。

    正是缘于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李氏才认为发扬光大中华传统很有必要，所以她便不遗余力地为同性恋招魂。不知李氏是在研究同性恋呢，还是在蜉化同性恋，她的鼓吹，让同性恋者的呻吟声越发响亮，几乎是“听取蛙声一片”。铜都泠泠生倒要拷问李氏专家，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是中华文明呢，还是畴性消受？或者说是“性祸”？如果中国同性恋合法化，那么，中国带给世界的将是洪水猛兽，因为中国有太大的人口市场，一旦“性祸”泛滥成灾，就会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而对中国来说，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种族灾难，因为一个民族渗入不洁“因子”，那么，这个民族必定不再威猛有力，众多的男男雄雄，女女雌雌的腻腻歪歪，必将造成民族筋骨的疲软，人性的丧乱。所以，正本清源，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我们做的事，现在，李氏是一个研究者，同时，又是一个请愿者，她误尽苍生，罪莫大焉！

    李氏又说要给同性恋者以宽容。我们说，宽容是让社会更进步，我们的豁达是让人性更健康，而不是让“恶之花”，盛开在中华大地，试想，如果同性恋合法化，我们在公开场合会看到同性恋者公开的拥抱接吻，这些丑不可耐的景观要让人作三日呕。诚然，希泊说：“一切动物多少都含有雌雄两性的成分”，但这只是隐性的，是从夜幕下潜行的，只要它不扰乱我们性爱的伦理法度，我们会给他们一片“自留地”。但是，这恐怕不会获得李氏的赞成，也不会得到喜好“南风”者的响应，首推反对的恐怕是文艺界的艺人，因为，在中国艺坛伶人为最多，前有清朝王紫稼，现有歌手红豆，这些艺人的旨趣几同娼妓，表面上是一副风流温藉的模样，暗地里却偏要在性的生活里求一些反常的性体验，男人偏要走“粪门”，女人偏要做“磨镜”，真是颠倒性床。我想，他们再怎么“别出性裁”，也不会有人象司马迁一样，在《后史记》中给同性恋者列传。可悲的是，他们的生存并不如娼妓来得体面，我们知道，在古代，娼优并称，优在娼后，地位还不及娼妓，因为妓是异性的对象，是正常的，优是不正常的，永无洗罪的日子，在清代，伶人要给娼妓行礼请安，优伶的子孙甚至不许应举科考，可见，“伶人”的悲怆，清朝大学者纪晚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大骂过：“此辈沉沦贱秽”。

    说了这么多，李氏一定大为不快的，因为，这可能使她的“春情”败兴， 但我们又不能不戳穿李氏的诡学，李氏对同性恋的诠释，不过是设词以自圆，或者说是标新立异以愚弄世人罢了，我们与其说李氏是少数族群利益的代表者，还不如说她就是同性恋的的倾慕者更恰当。（铜都泠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