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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歌不辍夜未央——文学叙事中的西南联大

2007-11-2 16:10:58

    人民网·天津视窗11月2日电：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纪念日，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纷纷举办各种纪念活动。这是一所我们不能也不敢遗忘的大学，它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神话，它艰苦时代发出的光芒仍照耀着未来。对西南联大的追忆和思索需要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细节中，去触摸那被尘封的情感、思想、责任和使命。为此，我们编发这组稿件，帮助我们从记忆和细节中重回那充满艰辛又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时光，领略西南联大飞扬的风采……

    西南联大不仅参与并见证了古老中国的八年抗战浴火重生，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留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故而70年来，它被演绎出无数寓意深长的掌故，总结出了诸多高等教育原则。然而史述资料和研究论文多给人“可信而不可爱”之感，因此，当我们从诗性审美的角度回望西南联大时，似乎更能触摸到联大师生鲜活的生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书写西南联大的文学作品可谓多矣，最著名的当数鹿桥的《未央歌》和宗璞“野葫芦引”系列之二《东藏记》。巧的是，两位作者都与撰写《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的冯友兰先生有着密切关系。

    鹿桥（1919-2002）本名吴讷孙，出身世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并留校任教，1945年入耶鲁大学深造并获得美术史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等高校，成为著名的美术史家。鹿桥的《未央歌》完成于1945年，1959年首先在香港出版，台湾版196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说起鹿桥与冯友兰的关系，翻译家李赋宁记得，吴讷孙1939年在联大读二年级时，一度感到生命空虚，甚至想到自杀。后来想起冯友兰先生曾开设修身课，遂前去请教人生真谛。经过冯先生劝导，又读了冯友兰的《新世训》等书，吴讷孙改变了厌世的人生观。正是有感于大学时代对人生观形成与人格成长的重要性，吴讷孙将《未央歌》写成了一部“爱与美”的青春小说，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集中探讨了一个人在大学时代如何追求人格完备和完善的问题！

    鹿桥在余孟勤、伍宝笙、蔺燕梅、童孝贤身上寄托了完美的人格理想。余孟勤具有“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理想人格：他严以律己，诚以待人，发愤忘忧，惜时如金；他主持难民救护站，并参与劳军和宣传工作；他的完美主义作风在同学中赢得了“圣人”称号。伍宝笙则是“厚德载物”的榜样：她秀外慧中，有一颗普度众生的仁慈之心，是同学们心中的观音。蔺燕梅才貌俱佳，却稳重谦和，逐渐成熟，并养成了特立独行和忍受孤独的个性，如同一个圣洁的天使。童孝贤则真诚地关怀和帮助每一个朋友；他无忧无虑，快人快语，心地坦诚，从善如流，“用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他们身上那种遍被华林的爱心，“少年听雨歌楼上”的欢乐向上，给菁菁校园平添了一种诗的情绪、歌的律动；那些美好品格则通过老生带新生的“训导制”传递给了更年轻的同学，“刚毅坚卓”的校训和健康俊朗的校风由此而成。这种“传帮带”式的训导制至今仍在台湾大中学校普遍施行。

    乐观的精神、青春的情调、浓郁的哲理，成为《未央歌》重要的结构因素和美学氛围。因此出版后立即在港台地区的大中学生中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于《未央歌》的艺术成就，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将巴金《人间三部曲》（《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沈从文《长河》、无名氏《无名书》（《野兽·野兽·野兽》、《海艳》和《金色的蛇夜》）和鹿桥《未央歌》看作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四大巨峰”，而《未央歌》“尤使人神往”，“读来几乎无一字不悦目、无一句不赏心”。1990年《未央歌》又被台湾《中国时报》评为“四十年代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第一名。1999年则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而台湾歌手黄舒骏则作了一首同名歌曲，表达了年轻一代对鹿桥先生和他的《未央歌》的敬仰，这也算是一个文坛掌故。

    《东藏记》出版于2001年，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作者宗璞是冯友兰先生的次女。“野葫芦引”是为纪念抗战胜利而作，却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部精神史：吕清非老人由反清而批评国民党政府，最后在日本占领北平后杀身成仁；西南联大的教授如孟樾、江昉、梁明时、萧瀓等，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们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虽然受到左右两种意识形态的挤压，却顽强地表达着“不自由毋宁死”的风骨和启蒙精神；至于卫葑、凌雪妍、李宇明为代表的第三代知识分子则更具有“到民间去”的思想，甚至不惜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假如说《未央歌》是献给联大学子“爱与美”的诗性情怀的一束鲜花，那么《东藏记》就是祭给联大教授们“义与理”的人格魅力的三炷檀香，它延续和升华了宗璞自《红豆》以来五十年里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关注与书写。

    联大师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依然弦歌不辍，师生关系融融泄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教授们怀抱着文化建国的信念，正如孟樾所说：“祖国这至高无上的词，是明白贴在人心上的……它包括亲人、故乡，包括你们所依恋的方壶，我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学校，包括民族拼搏繁衍的历史，美丽丰饶的土地，古老辉煌的文化和沸腾着的现在。它不可更换，不可替代。它令人哽咽，令人觉得流在自己心中的血是滚烫的。”他们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任何时候，我们要做的，最主要的就是尽伦尽职。尽伦就是作为国家民族的一分子所应该做到的，尽职就是你的职业要求你做到的”。物理系庄卣辰教授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时，总是逆人流走向实验室去保护仪器；他还每两周义务为学生讲一次战事分析，以鼓舞学生士气。中文系的江昉教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始终怀抱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斗士情怀。师生们渐渐学会了从容应对苦难：逃警报时有不少人提着马扎，到城外好继续上课，某个小山坡很快成为两个课堂，一边是孟樾讲中国古代哲学，另一边是梁明时讲费马定理，两边的讲课声此起彼伏，恍如唱和，大家都听得笑了起来。教授们与学生一样吃有砂子稗子、生了米虫且发霉的“红米”；他们的家人生病缺钱治疗，洗衣无皂改用灰水，太太摆摊补贴家用。至于学校，则经费紧张到拆掉学生宿舍的铁皮屋顶换一点补贴，甚至动议卖掉校长的汽车……但无论多么艰苦，他们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依然靠“精神总动员”来苛尽职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曾形容战乱对文明的破坏：“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扬，溥天之下，斯文丧地！”而今，我们在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操行中，感到了中国文化传统“斯文在兹”。

    宗璞随父南渡时不过10岁左右，及至完成《东藏记》时已逾古稀之年。因此，《东藏记》与“现在进行式”的《未央歌》相比，是地道的“追忆”之作。它如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样，“预示着一个更深层的母题的生成，即回忆中固有的生命与存在的本质。”这种“回忆美学”，在“追忆”的叙事视角中自由出入于当下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以诗的方式探寻人的存在意义，表达对生命困境的关怀，并以其文本自身揭示了这样的艺术价值：一切物质都会被时间侵蚀得黯然失色，而艺术却有着永恒的光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丰盈。因此我们发现，《东藏记》至少具有两个深层母题：一方面如宗璞所说：“写战争，不能只着眼战争，还要超越战争。战争使人异化，人应该还原为人。《东藏记》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则揭出了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强权、金钱、苦难、耻辱、野蛮”的母题，并给出了初步回答：知识分子必须有尊严地活着，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尊严，也代表了国民的人格底线。由此说来，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划出了一个人格标高：当我们面对强权、金钱、苦难、耻辱、野蛮的考验时，有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否愧对“民族的脊梁”的称谓？！

    《未央歌》是浪漫的、优美的，像一首抒情小夜曲唱响“爱与美”的旋律；《东藏记》是写实的、崇高的，像庄严的《马太受难曲》注重“义与理”的主题。它们在艺术上可谓各有千秋。但读罢掩卷，却发现二者都反复书写了一个相同的情节---“跑警报”。《东藏记》结尾部分的大学毕业典礼也被空袭警报所打断，这实在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与寓意。而在此之前，小说也反复写到联大师生们多次看到敌机在昆明上空自由翻飞，“好像在表演，无人干预的、自由自在的表演！”它们对着非战略目标和无辜百姓狂轰滥炸，逃难的人们可以看清低空俯冲的敌机驾驶员那得意的、讥讽的、嘲弄的、不屑的笑脸吧！因此，读者不仅记住了那些死难者的痛苦面相，更记住了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的笑容！据报道，中国一些城市会在“耻辱日”拉响警报，提醒人们勿忘国耻！我想，《东藏记》给中国人的却是长鸣的警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至于《未央歌》，它虽未像《东藏记》那样记载空袭中的牺牲与血腥，却似乎提醒我们应当拉响另一种警报---中国人的人格底线在哪里？这个时代还需要启蒙传统吗？

    由《未央歌》和《东藏记》，后来者心中烙刻下了艰难时世中依然“弦歌不辍”的西南联大师生的鲜活形象，西南联大精神必将通过它们传之久远。也借纪念抗战爆发70周年的时机，祝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和她的人民“千秋万世，长乐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