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新闻中心—批判精神普遍缺失不仅是学界之悲

批判精神普遍缺失不仅是学界之悲

2007-11-2 16:28:45

    人民网·天津视窗11月2日电：“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否树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成为能否真正地鼓励创新、鼓励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河南大学副校长宋纯鹏在第一届高校科技创新高层论坛上指出， “对学术批评的正面态度将有助于建立我们所期待的科学文化语境，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得多，而深刻的负面批评远胜于不负责任的‘一团和气’。”事实上，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在中国不仅已是普遍的问题，且是事关学界生死的大问题。（2007年10月31日中青报）

    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是知识分子的天然品格和性情。知识分子正是那些对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和价值提出疑义和挑战的人。前芝加哥大学校长甚至指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自己必须是批判的中心。（见广州在线网，陶文昭文《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淡化》链接附后）因为知识、科学在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哲学家波普尔著名的证伪理论认为，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只要它是科学的，那么总是一种相对的和错误的理论。科学家才将一切凭借传统或政治权威而一劳永逸地把握真理的企图视为不符合科学精神。不仅拒绝因袭守旧，人云亦云，拒绝全盘接受，且拒绝任何有组织的，特别是非科学权威对真理的压制，包括宗教的钳制及权力的强暴。爱因斯坦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成就正来源于勇于质疑，来自对牛顿权威的批判。“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

    我们在11月1日隆重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不仅是因为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特殊岁月，她为中国培养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一大批学界大师，更在于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即曾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所写到的“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警世纪念碑文。在历史的细节处，我们就发现，1937年夏天，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讲了四点，其中就有：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 --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就撰文批评了北大文科教授马叙伦刚出版了《庄子札记》。称其“泛览一周，始觉失望。”然后一一辩驳，毫不留情，在文章的最后甚至指出马抄袭了胡适的观点。以至于后学回忆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8月1日中青报）

    然而，不幸的是，世事沦桑，学界的“士气”渐趋消解，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已属寻常，社会批判和制度批评更成了稀缺的声音。师承近亲繁殖，唯长是尊；学界一团和气，老好人主义盛行；学术创新乏力，因袭秒袭乃到剽窃大行其道；更多的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学术论文堆得山高，而百无一用。眼见得国外的知识精英纷纷荣登诺贝尔榜，我们却离学术的创新和批斗精神渐行渐远反倒其乐融融。

    批判精神普遍缺失，我们可以归咎于学界的沉沦。“作一士之谔谔”，者少而又少；不能容忍轻薄为文，无视民生，在严于解剖自己的同时，进行着不妥协尖锐批判的鲁迅，更是后无来者。对于学术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吃饭的工具。文凭只不过是职业的敲门砖，求知只是更好谋生的手段，几无什么神圣可言。“著书只为稻梁谋”，市场化、商业化、逐利化，也让学者们学会了“明哲保身”，“少说不佳”，“唯上”“唯书”“唯权”。

    其实，学界批判精神之普遍缺失，更多的是机制体制制约使然。批判的精髓正在于即陈寅恪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如福柯所说，在当代社会，各种权利机制在知识专业和生活领域中起着操控和渗透的作用。再加上对于体制的依托，对单位的依赖，靠工薪糊口，失去了独立性，正如囚禁在笼中的鸟儿很难“自在鸣”。如果艺术家依靠庇护和赞助系统为生，就不得不对恩主歌功颂德。教育对政府也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僵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就是束缚高校教师开展科技创新的主要障碍。西南联大时代，不单大学教授在讲台上有自由传播自己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的权利。而且可自由流动，真教授不愁没有去处。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超然的地位以及丰富的知识，则给予了他们自由其思想，批判性生存的勇力。

    可见，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而没有机制和体制的宽松自由，思想的自由，批判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同样不会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