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因反映家庭暴力，河南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校医江帆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 。7年后，江帆历尽周折才见到这份改变自己命运的司法鉴定书。更让她惊讶的是，把她这个正常人鉴定为“精神病人”的竟是当地4名精神病专家，而给她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最初起因是开封市有关领导的指示。(10月31日《中国青年报》)

　　一个领导“要严密看护，看精神是否受到刺激”的批示，便可以马上演变为“根据领导指示，对江帆进行精神异常鉴定”的行动；一次次求助法院，在接到领导指示、不满当事人上访等情形下，法院始终没能输送出该有的正义，反而令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经历了十年的屈辱与奔波之后，当事人江帆说：“法院本来是解决纠纷的机构，法院是讲法的地方，政府应当是遵纪守法的模范，责任是保护公民。我不希望连街道小脚老太太都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麻木和不负责任而一步步地升级。”

　　“拿起法律的武器”，这些年来，我们常能听到对弱势者如此的忠告。但屡屡发生的类似事情却提醒我们：利用公共权力(包括上访、上告)的武器，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常常会面临失去对“武器”控制的危险；求助公共权力的帮助，已经不是简单的“能不能收效”的问题，而很可能要冒着被别人指责、排斥甚至打击报复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他很可能从这种权力当中一无所获。

　　美国纽约大学萨利·梅丽教授在《诉讼的话语——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一书中提出过忠告：要防止弱势者产生偏见，认为利用法律、寻求权力帮助是一件最冒险的事情，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样的局面一旦产生、蔓延，就会使弱势者减少对公共权力的认同感与信赖。坦率讲，在当前中国，这种告诫显得尤其紧迫。

　　公民为什么会徘徊于政府、法院的周围去上访、告状？一定程度上，正是要寻求某种公权力对于个体权利的救助——这是以对公权力的信赖为前提的。英国思想家鲍曼在《寻找政治》一书中用三个单词来描述公民个体的种种烦恼：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而现行政治制度的本意，就是要帮助人们摆脱这种“三不”的感觉。

　　鲍曼说：“将每一个人的烦恼纳入到公共领域当中，从制度安排上找到满意出口，这是当今政治获得重生的紧迫而且必不可少的任务。”如果公权力不能及时提供这种服务，甚至过于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违背政治科学规律，唯上、唯权、唯己，干出这样那样的荒唐事儿，只会是与政治文明的目标背道而驰。

　　经历了十年的屈辱，如今憔悴不堪的江帆说出了一句让人感慨万千的话：“我依然相信法律。”我们是不是要感谢这个“顽固”的公民——感谢她没有轻易放弃对于公共权力的信任，感谢她用一个极端的个案给了我们一次自省和反思的机会。

　　“当今文明最缺乏的就是自省”——哲人的告诫音尤在耳。自省其行，还是自行其是？这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命题。现代政治的要义，在于通过制度安排，消除公民可能形成的一切不确定感，让他们不再焦虑，不再担忧。唯有通过自省，让每一个公民的烦恼与焦虑都能成为公共问题，纳入到公共政策的视野保护之下，公民个体才不会无助与无力。然而，我们无法盲目乐观：任何制度一旦形成，是否仍然有力量去驱动自省？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我们有了一整套的政治、司法体制，多年来也得到了公众的信任，否则江帆不会执著地“依然相信法律”。但是，当这种信任遭遇到越来越多现实风险冲击的时候，当这种风险支出之后仍然会一无所获的时候，我们又能依靠什么维护公民“始终相信法律”的信心？（毕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