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气不生气我们不管，给我们五合章就有这个权力

那天晚上，38岁的养鸭专业户谭元煜从村支书手里接过一瓣章，揣进口袋，也“没怎么在意”，回家把章锁进了箱子。尽管他觉得支书会上的发言“讲得好”，但还是有些“怀疑能不能用得上”。直到大约两三个月之后，村里喊他们“管账的”拿上章去开会。

事实上，此前按照上级的要求，村里早些年就成立了村民理财小组。只不过小组成员并不是村民选举出来的，除了4个村民小组长之外，便是村干部，包括村妇联主任。谭元煜也曾是成员之一。他说那时就是村里结账时，把他们都叫来，帮着用算盘或者计算器算算账。

“那时没有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他们就是跟我们一起把账算好。”村支书谭洪勇说。他的哥哥谭洪康在一旁笑着解释说：“我们好像是一伙的。”

每到年终，村里把算好的账目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张贴出去，一般只是写上若干项花费的总体数目，比如办公费、招待费。尽管每次公布，榜上会注明，如有群众对账目有疑问，可到村委会查验发票，但很少有村民真的去查验。事实上，按现任村主任谭洪康的说法，“反正已经结账了，查不查都无所谓了”。据一位村民说，此前也确实曾有过一次村民表示要查验发票，但是当时的村主任“不吭气”，最后不了了之。

“把账目贴出来只是通知、告知。”谭洪勇说。而一张票据能不能报销，其实取决于村主任的签字，“可以说是村主任说了算”。村主任的票据，则只要找村支书或者文书签字就可以报销。

所以，当谭元煜和另外4个“管账的”吃过晚饭，第一次揣上各自的那瓣章坐到一起，村干部把票据掏出来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发现，情况似乎不一样了。现在，“一张发票能不能报销，由五合章来决定。”老木匠谭洪灿说。经过村民选举，这位老汉也拿到了自己制作的一瓣印章。

每张发票，都要在5个人手里传递一圈，轮流看过。“我们监督每一张发票。”养鸭专业户说，“每张发票用在哪里，我们要心里有数。”

在五合章第一次“办公”之前，村支书谭洪勇说，自己其实“有些紧张”，怕有票据通不过，“那就太丢脸，太没面子了”。不过至今他还没有被否决的票据，因为“我办事从来都很小心”。

不过他的哥哥似乎没有这么幸运。第一张发现有问题的票据便来自这位村主任。那是去年9月谭洪康去县里参加一个扶贫培训会，他只在票据上写道：“下锦屏去开培训会花28元”。以前“条子写到这样就可以报了，不用再详细”，但这一次，当它最先到达谭元煜手中时，没能通过，而在其余4人那里，同样没能通过。

村主任解释说，这28元，其中车费10元,买了一包烟应酬用，花了11元,吃了一顿便餐7元，因为“我爱喝点酒”，这其中2元是酒钱。

但他的解释遭到质疑：开会是有伙食的，怎么还要买便餐？他再解释，会议最后一天没有饭了。但这却没法让这5个人相信。此外，那包烟确实是用于应酬，还是他自己抽了？

5个人最终一致同意不予报销。“这张票我们先留着。”养鸭专业户对村主任说。

“不报算了。”村主任拿过票，当场一把撕了。“当时很生气，”他事后说，“我去3天才花28块钱，他们都不给我报。”

“当时（气氛）是有点尴尬的。”谭元煜回忆。但老木匠谭洪灿事后却呵呵笑着说：“生气不生气我们不管，给我们五合章就有这个权力。”

不过谭洪康从此“吃了教训”，此后票据都尽量交待得清楚明白。据说这张票据是他至今唯一没有被通过的一张。

另一张被五合章否决的票据，来自村文书谭元均。今年的一次审核中，他出示的一张16.5元票据被卡住了。票据本身写得很清楚，注明他是去县城为村里办事，其中12元是来回车费，买一包烟4元。不过，当票据在5个持章人手里传看时，有人发现，票据上注明的日期正好与文书受朋友邀请到县城去喝喜酒是同一天。结果，毫无争议地，5个人一致同意不予报销。“你这是办私事。”他们说。这一次，5个“管账的”人，当场把这张票撕掉了。

还有些票据引起过质疑，比如一次上面来人，在文书家设饭招待，文书和支书将各自支付的费用分别写成票据报销，尽管5个人最终同意给两人报销，但却提醒道，以后同一事由必须写成一张单据。

“现在有了五合章，我们有权力了，5个人力量就大了。”谭元煜说。当他最初当选时，曾对一位村民表示，“这事不好当”，审得太严容易得罪人，审得不严又对不起群众。“我们的压力也大，”他瞪大了眼睛大声说，“他们要是乱花钱，群众会骂我们的，是我们给他们盖的章。”

5个“管账的”人，一个季度审核一次村干部们的票据。他们总是在晚饭后，从锁着的箱子、柜子里，或其他隐秘的不让家中孩子甚至老婆知道的地方，翻出各自的那一瓣印章，揣在身上。有时集中到村里小学的教室，有时集中到村委办公室，几乎每次都会审到夜里十一二点，然后打着手电沿着村里弯弯曲曲的小路各自回家。

据说，至今他们审过的票据总共有258张，其中5张没有通过。除去村主任和文书各一张之外，其他3张经办人都不是村干部，票据写得不清楚。

这些已经通过审核的票据里，有今年4月“招待县委陈书记到我村考察工作（支出金额）45.7元”，其中，“米酒3斤×1.7元＝5.1元，豆腐两块2元，猪腿3．8斤×7元＝26.6元,漠沙烟1包12元”（陈书记本人表示最终没吃这顿饭）；有订做生态环境警示牌花去的272元；有请人开车到镇上拉回村办公桌椅的车费60元；有买3斤铁丝和1斤铁钉花去的9元。其中最小的一笔支出，是花1元钱买了一瓶胶水。

在村支书谭洪勇手上，最大的一笔支出是花286元邮购了一本《最新社会主义新农村规范化建设与党支部规范化管理实用手册》。此前，这位退伍兵回乡后，曾自费订阅过《解放军报》和《贵州日报》，他还常收看中央电视台7套，因为可以“了解中央的情况”和致富信息。而村主任谭洪康今年花费最大的一笔账是用860元为村里买水表。

所有这些通过的票据都郑重地盖上了五合章，尽管这些红印章常常能看出5条明显的缝隙。几乎每次审核完毕，大多是由老木匠谭洪灿亲自将五瓣印章合一。有时他用胶带把五瓣章捆起来，有时用铁丝把五瓣拧到一起。后来谭洪勇看到固定自来水管时用的铁箍，就让他哥哥花3元钱买了一个。现在，他们把五瓣章套进铁箍，然后用螺丝刀将铁箍的螺丝拧紧。

当5瓣印章合到一起时，中间是一颗五角星，四周刻着14个字：“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前12个字每3个成一瓣章，“审核”两字单独成一瓣，字体比其它字都要大。

谭洪勇说，当他们最初商议在印章上刻哪些字时，曾考虑不要“平秋镇”3个字，但发现字数不合适。至于“民主”两个字，是自然而然就有了。“要是没有‘民主’，那还有什么意义？你也可以理财，我也可以理财，但现在是让‘民主’来理财。”

什么是民主？这位村支书的理解是：“民主就是让大家都来说话，都来监督你。发扬民主，就是让一些人来监督你。”养鸭专业户谭元煜说：“民主就是做事公开，费用公开，大家都知道。”而老木匠谭洪灿认为：“民主就是人民选出来的。”村主任谭洪康则说：“民主就是让人民来作主。”

当然，“如果把‘民主’两个字去掉，字数也不够埃”谭洪勇笑着说。

现在，当村里写在大红纸上的账目贴出来时，尽管仍然只列出几项花费的总体数目，但57岁的村民杨玉炎说：“公布出来的都是盖过五合章的，就是正确的。”说这话时他正坐在村小学旁边靠着一座吊脚楼的壁板在闲聊。在他看来，这5个人，能代表全村村民管“村里钱的出进”。“我们选出来的，我们放心。”挨着他坐的76岁的村民彭荣榜用艰涩的普通话说，“个人包办不行，两个人也不行。两个搞的事情都不相信，5个就相信。”

这5个人监督村干部们把村里的支出写得清楚明白，比如招待费，买了几斤肉，喝了几瓶酒，都要一一写明。他们还会求证是否确实有过这样的支出，据说有时甚至翻开村里的日志，看看票据上写的日期是否有领导来过村里。

但是，谭元煜也承认，他们的监督“不可能精确到一分一厘”，比如多报一斤肉、多写一瓶酒等等也是有可能的。不过，他还是认为，“现在比原来好得多”，“这章可行”！

麻烦。但不麻烦就不体现民主啊

当村里第一次选举5个“管章的”人时，按照最初定下的规则，除了4个村民小组每组选举一个代表之外，另一个“一定要是支部委员”，因为“民主也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嘛”，村支书谭洪勇这样解释。

等到第一届5名成员中有人外出打工后，今年6月9日，村里便重新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召开村民大会进行了改选。这一次，规则有所不同。“原来村里喊开会很慢的，现在喊开会很快”，既然“开会的积极性上来了”，“那就干脆来个海选，谁得票多谁就当选。”谭洪勇说。结果，得票最高的前5名成为第二届民主理财小组成员。

这一次不再指定支部委员。“我们估计两位支部委员德高望重，群众支持度很高，可能会被选上，就不再指定了。”谭洪勇解释说，“如果要指定，怕群众会有反感。”

“那如果选不上呢？”“选不上就选不上吧。”

不过，最初提出五合章构想的支部委员谭洪源最终再次当选。但是几个月后，这位老汉就被在外地打工的儿子接走了。为此，12月9日，村民们又一次在吃过晚饭后，打着手电集中到小学的教室里，在空白选票上填写姓名进行补选。“你不觉得这样麻烦吗？”有记者问谭洪勇。“麻烦。”谭洪勇回答，“但不麻烦就不体现民主埃”

谭元煜因为一度出外打工，第二次改选时不在5人之列。但这一次，当他刚刚结束打工回到家里，便以最高票成为民主理财小组的补选成员，重又拿回那一瓣章。在闹哄哄的教室里，孩子们嬉笑着跑进跑出，他被推到台前发表讲话。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呵呵笑着，简短地说：“我一定履行全村人民给我的权力。”

只是，五合章构想的提出者谭洪源却离开这个小村寨外出打工去了。村干部们说，谁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当一拨又一拨记者涌进这个寨子时，他却在这场热闹中缺席了。

而村支书谭洪勇却被众多记者弄得有些应接不暇。最多一天，他同时接待了4家媒体的记者，同样的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五合章的故事被汇报上去后，得到县里首肯。今年7月，锦屏县纪委下发了《关于在全县农村推行“五合章”理财办法的通知》。

有通讯员就此写成报道，投给《黔东南日报》和《贵州政协报》，但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然而《贵州政协报》记者闵云霄却从中看出了不寻常的意味。11月29日，他把自己实地采访的成稿贴到自己的博客上。

“考虑到网络博客和BBS泥沙俱下的状态，我努力说服自己给这个事情贴上个标签。开始我打算为之命名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后来我又想到了‘史上最牛的公章’，经过反复考虑，‘中国第五大发明’这个说法还是不太严谨，我选择了‘史上最牛的公章’这个标题，我告诉自己说：要吸引更多读者，俗气一点的标题也可以。我发在博客上就直接将标题改为《史上最牛的公章惊现贵州》，与此同时，我在天涯社区、新华网强国社区和红网发帖时，分别套上了‘史上最牛公章’的桂冠。”闵云霄在自己的博客里阐释道。

自此，“史上最牛的公章”被赋于太多的意义，迅速在网上呈几何级数被复制、放大、甚至有点变形，直至形成一场独立于这个侗族山寨之外、声势浩大的、虚拟世界的“民主”狂欢。

外面世界的舆论沸沸扬扬，最终也传到了这个小山寨。一位在县里工作的老乡回家探亲时，带回了笔记本电脑，在村主任家小卖部的楼上，他把电脑放在地上打开，谭洪勇们蹲在地上，凑上去看他保存在电脑里的报道和评论，几个人用侗语大声地交流着什么，偶尔还爆发出一阵大笑。

当然，这枚印章突然名声大振，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当的负担。村干部们各自掏腰包招待了记者，他们至今还不十分确定，五合章是否能够核准；也不清楚，上面是否能专门拨些款项来资助村里。

但当记者将饭钱塞给他们时，他们却极力推托，坚称：“不能收，不能收。你们这么远来，是应该的。”（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