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12月28日电：泽纳塔一家生活在距巴西首都巴西利亚70公里远的塞马巴伊区，这里居住的都是穷人。泽纳塔与妻子共育有5个孩子，他没有固定的工作，靠给人家打短工生活，妻子也没有工作，每周三次到别人家里帮佣。一家7口生活贫困，靠政府救济维持。

    《环球时报》记者仔细观察后发现，他们一家穿的衣服和旅游鞋，泽纳塔拥有的一块手表、他妻子的一个包，出门时随身带的雨伞、做饭用的锅、他打工用的小五金工具都是中国造的。泽纳塔说，中国商品价廉物美，因为价格不贵，他们家才买得起。一位当地学者则说，巴西在年人均GDP将近2000美元时没有注意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现在的政府正千方百计地进行弥补，中国产品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今，中国已处于这一阶段，幸运的是，中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近来不断出台的新政策使中国的贫困人群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惠民政策接连出台 

    最近几周，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与国家新政策有关的议论和说法。比如12月12日，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学生资助中心的副主任马文华介绍说，从今年开始，国家出资500亿元，资助学生2000万。其中包括1600万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和400万大学生。目前，这一计划进展顺利，目的是让所有贫困的孩子都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 

    22日，财政部与商务部联合宣布，旨在扩大我国农村消费的“家电下乡”工作，将在山东、河南和四川三省率先试点。国家补贴农村家庭购买家电产品。路透社算了一笔经济账，称从12月到明年5月，如果农民购买这些电器将可以从政府得到13％的补助款，根据中国政府的测算，到2010年，这个项目可以将20％的出口转移到农村市场，从而每年减少1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同一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将大幅增加用于合作医疗保险体系的资金，明年，政府在这方面的补贴将翻番。合作医疗保险体系覆盖着7亿多农村居民，彰显出政府对这一医疗体系日渐增强的信心。政府认为它可以减轻农民的医疗负担。 

    23日，中国人大开始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拟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现在的每月1600元调整到每月2000元。法新社24日报道说，中国打算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方式来减轻公民的税赋负担，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者来说，在目前通货膨胀率不断提高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举措。这一措施将刺激消费，减少国家税收收入将近300亿元。印度的《印度报》则报道说，按照现在1600元／月的起征点，有50％的工薪收入者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按照新的2000元／月的标准，则有70％的工薪收入者可以免缴个人所得税。 

     另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无疑是明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它的重要条款均是对弱势群体和贫困者有利的。如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取消末位淘汰制”，要求用人单位在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时必须依法支付经济补偿，并引导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

    印度和巴西都在加紧“还债” 

    中国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需要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它们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即削减贫困人口，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和巴西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印度对穷人保障的重要性都缺乏应有的认识。”尼赫鲁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学教授穆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印度是一个两极严重分化的社会，一极是富人，一极是穷人，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考虑改善富人的生活，对穷人的生存状态很少顾及。本报驻新德里记者站附近的一个市场，有很多来自比哈尔邦的农民在做小生意，他们对记者说，从印度获得独立到现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并没有什么改变。其中一个名叫辛格的小贩说，他的父母在小乡村奋斗了一辈子，只是为了温饱。现在农村几乎破产了，他便从乡村搬到了城市，但是，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好转。就像他父母一样，他没有积蓄、没有社会保险，他也并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能有个好一些的未来。 

    “现在，印度对穷人保障问题开始重视起来了。”穆迪教授说，这种转变主要是从上一届政府“意外”下台开始的。印度人民党领导的上一届政府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该党满以为可以竞选连任，但结果竟是败北，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成果没有惠及广大穷人。从此之后，印度政府把照顾穷人的利益提升到决定政府成败的高度，因为印度的穷人太多了，1／3的人口依靠每天不到1美元的收入过活，这些人只有一样东西被政党看重，那就是他们手中的选票。

    今年8月15日，印度总理辛格在独立日演讲中说：“只有当我们消除贫穷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去年2月，印度出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法案规定，政府每年要为农村每个家庭提供100天的就业机会，工作是非技术性的手工劳动，如修路、架桥、平整土地、开凿运河、兴修水利等。工资每天不低于60卢比（1美元约合39卢比）。这项就业工程分阶段分地区逐步实施，首先在全国200个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展开，5年内覆盖全国。分析人士称，印度有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其中大多数是赤贫人口，该工程是印度向福利社会迈进的第一步。《印度时报》网站近日刊登文章称，尽管本届政府出台了很多扶贫措施，这些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贫困问题积重难返。印度是一片贫穷的大海，海里有几个富裕的岛屿。 

    与印度相比，巴西的状况要好很多，但巴西仍错过了历史上的最佳“扶贫时期”。巴西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实现了经济腾飞，1968－1973年间，GDP增长率年均达到10％以上，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美元，一度还达到过5000美元。但是当时的军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遏制由此产生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国内矛盾尖锐。经济也越来越不景气，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频频发生，至2000年底，巴西的GDP呈负增长。军政府还政于民后，社会民主党开始注重解决两极分化，采取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工资、资助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向在校学生提供午餐、改善贫困居民的住房条件等扶贫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03年，以卢拉为总统的劳工党政府上台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推出“零饥饿运动”，三大主题是让每个巴西公民不再挨饿、消除地区和家庭贫困及动员全社会扶贫。政府“零饥饿部”先后推出了家庭农业、家庭钱袋子、教育钱袋子和规定最低工资等20多项措施。政府规定任何工人最低工资为240雷亚尔（当时约合90美元），以后又连续4次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至今月最低工资为380雷亚尔（约合211美元）。家庭钱袋子计划保证每个贫困家庭每人每天生活费不少于1美元，扣除劳动收入外，不足部分由民政部门补助。经过4年的努力，巴西贫困人口已从1110万个家庭（占全国总人口的30％左右）减少到870万个家庭，减少了240万个家庭，以平均每户4.2人计，约1000万人已告别了贫困。2006年底巴西进行总统选举，穷人一边倒把票投给卢拉。巴西穷人生活的改善和人数的减少，也缓和了社会矛盾，罢工罢课少了，社会秩序好转了，治安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些为巴西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其GDP有望达到5％，这是多年来没有过的。只有让穷人生活得到改善，有了保障，才能利用和动员社会的一切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巴西实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赛罗·桑托斯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贫困仍是中国的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对穷人的保障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年来每年都公布人类发展指数评比结果，在评比标准中，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生活指数、健康指数等被看作是重要的指标。目前，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相当的国家主要是印度。印度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早，其社会保障体系的提出和实施比我们早，也比我们完善。但它的很多社保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很难到位。我国的社会保障建设起步晚，在中共十六大以后提到重要日程，但进程很快。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的是相对低的补助性标准，而不是高标准，因此，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率比较高。 

    中国解决贫困问题具有世界意义，这并不是因为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重大。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3亿多减少到现在的2000多万。而非洲现在的贫困人口还有10多亿。虽然从数量上来讲，我国的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重很小，但现在这2000万贫困人口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探索出一条脱贫的道路，这些经验将是值得世界各国借鉴的，中国取得的成就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我们采取的很多措施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最突出的政策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扶贫政策从救济式转为开发式，不是直接给农民钱，而是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 从解放初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因国家贫穷，医务人员奇缺，很多种田的人稍微经过培训就当起了医生，这些被称为“赤脚医生”的人虽然医术不高，但对农村的医疗保障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传统的制度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我们又实施了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有人说，这就是中国与贫困作斗争的活力所在，中国政府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能力是世界公认的。面对贫困问题，中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一定能认真地、稳妥地解决好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