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曾审过一个案子。被审人名叫吴味道，是福建南剑州人，被查出私售棉纱、犯偷税罪。

　　吴味道被押上堂，苏轼见他身背一个大包袱，贴有封纸，上书：“杭州通判苏轼送京师苏侍郎宅”。苏侍郎即苏轼在京城官居侍郎的弟弟苏辙，封纸上没有写明苏辙的具体地址；苏轼时任杭州知州，通判是他10多年前在杭州的任职，且苏轼从未托人带物给他弟弟。很明显，吴味道是在假冒。吴味道听说堂上坐的便是苏轼，惶惶招供：自己是个穷书生，虽苦读诗书，但屡考不中。好不容易今年州试中榜，有了进京赴考的机会，却没有路费。乡人怜之，为自己捐了一些银两和棉纱，他一并带上，打算将棉纱带到京城换成银两用。但贩运棉纱是要纳税的，若路上所经地方一一纳税，到京城就不到一半了。于是，惜财之穷书生，想出了受苏轼之托往京师之弟寄物的名义。心想苏氏兄弟名声大，容易蒙混过关。不想一到杭州便被查出，真是罪责难逃，甘愿受罚。

　　苏轼也是读书人出身，面对这位苦读诗书而冒名省财赴考的穷书生，他没有责罚，而是将棉纱依价折合成银两付给吴味道，还亲笔题写自己的姓名官衔和弟弟苏辙在京师的详细地址，换下包袱上的旧封，以示托送。嘱吴味道抓紧上路赴京赶考，并祝高中。后来，吴味道果然高中，特致信感念苏轼的宽容之恩。

　　在这个案例中，苏轼未治穷秀才之罪，其功效不亚于“起死回生”。试想，苏轼不用说责罚吴味道，只要是因此耽搁一些时日，误了考期，这吴味道可能就永远没有了“高中”的味道。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苏轼的为官之道是充满了人情味的。这不仅是体现在吴味道的故事中，更多的是体现在苏轼一生的累累政绩中，吴味道的故事只是其中小小一例。单说在杭州任上，他全面治理西湖、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减轻农民劳苦，组织防涝抗旱、大力赈灾济民，积极创办官医、真心服务民众等等，处处都体现出他为官之道的人情味。

　　说到为官之道的人情味，使人想起去年夏天发生在合肥的“西瓜销售点风波”。去年4月，安徽合肥市提出了建设“无摊城市”的目标，以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和管理水平，立意是不错的。合肥有关管理部门便按照“无摊城市”的要求，早早进行了“西瓜销售点”的规划。可偌大一个合肥市，445万人口，仅确定了78个售瓜点，平均8平方公里才有一个销售点。郊区农民西瓜大丰收，进城卖瓜的瓜车被限制进城，进了城也难找到销售点，西瓜卖不出去；市民呢，顶着炎炎夏日，想买个西瓜消暑都成了难事。表面上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买瓜难、卖瓜也难”的尴尬，引得农民骂、市民怨，矛盾频频发生。《人民日报》进行披露，引起了合肥市高度重视。有关管理部门很快采取措施整改，因地制宜增设售瓜点，采取相对灵活的方法进行管理，并改善了服务态度，很快赢得了群众的欢迎。

　　流动摊点是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但多一些民本思想，少一些“理想化”的呆板概念，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就会转化为融洽和谐的整体。那种管理者驾车急驰而来、流动商贩如鼠避猫般四散的伤心场面定会杜绝。湖北省荆门城市监察支队对流动擦鞋小贩的管理经验曾在全省推广。城市监察支队的管理人员对擦鞋小贩实行统一登记，并无偿为他们统一配备服装和擦鞋用的小座椅，不收他们的任何管理费用，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统一划片、定点经营。那些从事擦皮鞋经营的基本都属于困难人群，经营所得也极其微薄，不收其税和管理费自在情理之中。但统一配备了服装和工具，适当收点费应该是可以的。荆门城监支队将这些费用全免，只服务不收费，其体恤民情之心明镜可鉴，而那些艰难谋生的擦鞋者，其内心必然也会漾起吴味道之“味”。

　　苏东坡的人情味，是一种甜甜的和谐之美。这种美，古代能体现，现代应该更能体现；不仅应该在城市管理方面体现，而且应该在一切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