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台“红头文件”，要求更改市林业局与承包人签订的包地合同，这在当地引发争议，承包人认为政府红头文件也应该守法，在合同有效期内，政府无权单方面更改；政府方面则强调，更改包地合同是为了纠正当初确定的不合理价格，是为了维护林场和职工的整体利益。

　　普法教育进行了二三十年、依法行政也强调了多年之后，再来重复权不越法、红头文件不能大过法律效力的老话，真有哭笑不得之感。

　　不过分析官民双方发生的争执，证明普法教育、舆论宣传的努力并非没有作用，权不越法的观念在官民双方都已经是普遍获知的常识，分歧的实质在于，承包人视依法签订的包地合同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护身符，政府却把既有的合同看成妨碍其“合理执政”的掣肘。

　　鉴于中国土地政策和土地承包制度的特殊演变历程，北安市政府提出当年林地承包价格过低，有可能符合当地的客观情况；随着国营林场经营境况的恶化，当年承包了林地和没有承包林地者之间的利益，出现难以协调的差距和矛盾，也并非没有可能。当地政府试图以提高承包价格、增加政府土地收入，或“逼退”一部分林地的方式，扩展政府回旋空间、缓解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是可能的“正当”理由，因此才会在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之后，郑重其事地公开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推行。在“权大还是法大”的抉择中，当地政府也未必没有过思忖和踌躇，但最终还是“执政”的需要压过了“依法”的约束。

　　再次重复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已经没有必要，北安市政府的做法提示的特殊情境是，当政府认为既往的法律行为不尽合理，或遇到甚至造成了新的矛盾时，还要不要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换言之，当政府既往“依法”做出了错误的行政行为，究竟应该继续“依法”承担自身错误造成的后果，还是不惜以“违法”的方式纠正以往的错误？

　　正确的答案当然只有一个。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依法行政是一项硬性的约束，政府必须为自己的所有行政行为和法律行为承担各种可能的后果，包括可能损及自身威信甚至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苦果。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土地承包、国企改制等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各地政府确曾草率完成过大量的行政行为和法律行为，在政策或文件的压力之下，土地限期承包到户、国企限期“卖光”，都曾催生过大量未必合理，甚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却又具备法律效力的承包合同或产权交易，遑论还存在着大量“合法”手段掩护之下，利用权钱交易而对国有资产的大肆掠夺。面对这种局面，不仅地方政府有借助红头文件“纠错”的冲动，社会公众也有希望政府行使雷霆手段，挽回国有资产的强烈意愿。此时的困境，不仅是“权大还是法大”的两难，更有“正义还是法律”的抉择。

　　正确的答案还是只有一个。所有的教训都只能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对政府行为的事前监督，使其不能或尽量少地在“依法”的情况下，做出有损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不是寄希望于事后动用行政权力，以一级高过一级的“红头文件”，纠正政府“依法”犯下的错误。这样的选择，不是对政府错误行为的纵容，而是对法治建设和法律尊严的尊重，也是对人大制度和舆论监督的更高要求。只有人大和舆论更紧地盯住并约束政府的每一项行为，才能使政府不敢也不能轻率地以“依法”的方式，做出不可挽回的错误决策。

　　至于那些明显带有违法内幕的“合法”交易，似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以追究交易本身合法性的途径，尽量减少国家和公众的损失。(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