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唐钧先生在本报发表《罚款罚得出文明吗？》专栏文章，笔者对文中某些观点不敢苟同，也抒己见。

　　唐先生对“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不乱穿马路、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说粗话脏话”这“七不”，不赞成用罚款等法律手段来管理解决，提出用道德来进行规范，寄希望于德高望重的人在公共场合出来排解。唐先生的主张可操作性很差，请问，对于“七不”这类事情，当今德高望重的人在哪里？又有几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排解？我认为让市容监察管理恰是其职能所在，名正言顺，非常合适。至于“七不”中的不说粗话、脏话，管理起来难度较大，因为何谓粗话脏话实难界定，可以另行研究好的解决办法。其他几项，可以罚款辅助教育的方式管理解决。

　　别的不敢说，北京在以罚款管理随地吐痰方面有过成功先例。现在北京对随地吐痰早就不罚款了，再去看看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公共汽车站牌附近、过街天桥的阶梯上，黏痰唾沫到处都是，没有人管，更没有德高望重的人出来排解。

　　唐先生在文中不赞成用法律或罚款来介入道德层面问题，举交通罚款例子说，“现在此类罚款可能年年增收，交通违章有所减少吗？”我认为，罚款的数目和违章次数的多少，并不完全真实反映罚款对违章的制约程度。要知道每年有多少新司机加入到司机行列中来呀！他们对违章次数自然增长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试想，如果不罚款处理违章，只是道德层面的教育劝说，中国的城市交通不瘫痪才怪。(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