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辞世十周年的日子，我们选取了十个人物，有饱受争议的李银河，有向总理上书的李昌平，有80后的亿万富翁，还有下岗工人……他们的这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变化的十年；他们的经历折射了我们时代的变化。

　　李银河：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李银河 社会学者

　　1998年出版“性社会学系列”。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006年，因前卫性观念引发争议。对于一直致力于中国性社会研究的李银河来说，她感觉社会一直在进步。2007年，她将第四次向两会提交《同性婚姻提案》。

　　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1989年我在北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婚前性行为只有15%，而这里面相当的一部分是准备结婚的伴侣。现在婚前检查发现婚前有过性行为的有六七成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到10年的时间，增加这么多的百分点，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中国正在静悄悄地发生性革命，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性方面，中国现在的情况和美国五十年代差不多，我做的事和金赛也类似。那时候美国人对金赛的观点同样存在争论，他的很多东西都发表不了。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阻力和他那时的处境有类似的地方。有一次开会，澳大利亚的一个同性恋大法官曾对我说，我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事，就是当年金赛在美国做的。其实有很多同性恋给我写信时说，原来觉得生活一片漆黑，看了我的《同性恋亚文化》后觉得豁然开朗。

　　今年两会期间，我将通过社科院的全国政协委员第四次递交《同性婚姻提案》，我也在网上号召广大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支持这个提案。我心里清楚，这个提案今年几乎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会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

　　前不久，我做了一个公众对同性恋者看法的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比如同性恋和异性恋是不是有同等的就业机会，美国有86%的人认为是，中国是91%。关于同性恋和异性恋是否有同等的人格平等，国内80%的人认为是平等的，但是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大家的接受程度就差一些，比如说同性恋者能不能当老师，表示可以接受的只有40%左右，同性婚姻的赞成率大概有20%。

　　在中国，同性恋人群争取权利的阻力其实比西方小得多。由于宗教原因，西方许多基督教右翼团体激烈反对同性恋行为，还出现过迫害同性恋者的情况。中国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大多数中国的反对者还是从传统生儿育女的婚姻观出发的。

　　我的立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要否定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其实毛泽东、李大钊还有很多革命伟人也都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提倡过“男女平等”。但现在在中国，“女权主义”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这实在是一种歪曲。

　　过去一年和一些人发生的争论，我觉得是鸡同鸭讲。现在，我就面临选择：领导在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之下，希望我闭嘴。其实，领导也认为，我的话题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他们的压力也不是来自政治方面，可是，即使我只是在并无政治敏感性的领域说了几句话，他们也已经快顶不住来自外界的压力了。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也许是永远)，我决定：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 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他的好多话能给你气乐了，让那些反对他的人也没辙。王小波受欢迎，在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他的民主和自由思想这些是人们认可的，而他的表达方式则是独一无二的。

　　王小波在世的时候，有人批评他犬儒，海外我佩服的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国人)在几年前就批评过大陆知识分子的普遍犬儒主义化。

　　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因为它太打扰我的生活，也使领导为我承受压力，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虽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不对，但是也许只能如此了。像同性婚姻这样的文明水平也不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能够企及的。到历史该改变的时候它会改变的。也许我只能做这个变革的旁观者，而不能做这个改变的参与者了。

　　无论如何，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是向着比较健康的方向发展。要知道，在20年以前，像木子美这样的人是要判流氓罪的。1997年流氓罪取消了，这是很大的变化。我以前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女的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后来检察院起诉，法院批捕。罪名就是“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事实上，这是对私生活的一种严重干涉。而现在，这种事情基本没人管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现在的一些观点并不是为少数人争取特权，而是替“沉默的大多数”说话，除了吃饱穿暖，他们其实可以活得快乐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