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学者或贼

斯坦因 资料图片

    1907年6月，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带走了29大箱文物。斯坦因离开敦煌时的一幕场景集中显现了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命运:斯坦因已经预知他将在欧洲得到他梦想得到的荣誉，那个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则除了用斯坦因给他的捐款修整道观，还要忍受内心的种种矛盾。此后，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在中国新疆的考察队都没放过藏经洞。

    根据斯坦因的记录，他离开时在敦煌城外受到地方官们的盛装欢送，他们根本不知晓斯坦因带走了什么。《敦煌史话》记，敦煌文物中国现存2万件，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总数大约为5万件，主要流散到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以及美国、丹麦、德国等。

    人民网·天津视窗3月22日讯：藏经洞文书经卷及艺术品呈现的是敦煌的一度辉煌。自汉武帝，汉朝的版图扩大到河西，随后在张掖、武威、酒泉、敦煌设河西四郡，长城修到了敦煌西，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敦煌成了从西域进入中原的大门。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后，这个地区相对萧条下来。明王朝在肃州西筑嘉峪关，敦煌被置于嘉峪关之外，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改从嘉峪关到哈密，敦煌就不再是东西交通的中转。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又封闭了嘉峪关，敦煌彻底荒凉，甚至渐渐被遗忘。清雍正三年(1725年)重新设置了敦煌县，敦煌才稍有复苏。

    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4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季羡林先生曾说，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汇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敦煌及西域的文书文物发掘，复活了中国及世界许多被忘怀的往事。而藏经洞里秘藏千年的文书、经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约、户籍、账簿、曲子等，都是印刷术使用之前的手写珍品，这些文书的书写时间大约从5世纪至11世纪，除汉文、藏文外，还有大量已不再使用的古老文字。导致藏经洞封闭的原因虽然还没有定论，但这些文书对复活一段历史的意义斯坦因胸有成竹，只是当时中国的文人官僚们对此没有意识。

    藏经洞文物流散是在一个大政治背景下开始的。19世纪末，中亚和中国的西北地域是一个政治敏感地区，邻近的印度和阿富汗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和保护国，沙俄的实力已经扩展到里海，两个大国都在为争夺新疆这个还没被瓜分的地区做各自的准备。中亚的探险热潮就在这个背景下展开。斯坦因在《考古与探险》中叙述的状况是:“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把眼睛盯着衰老的中华帝国。”俄国觊觎的是新疆西部的绿洲地区，而英国人理直气壮地把新疆西南部看做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收集文物著称于世的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时也有附带任务，就是绘制地图，考古挖掘时，他常常在勘探遗址后，命助手和雇工挖掘，他本人则带着测绘员离开现场几天甚至一个月，勘测周边地区的地形地势、水文地理、交通道口，绘制地图。

    1902年，“中亚和远东考察国际协会”成立，一个瓜分的狂潮来到。这些考察队从这个荒凉沉寂的地方不断发出惊人的消息，埋藏在这里的文明遗迹和文物牵涉到久远的时代，那些汉简、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文书上的多种文字都暗示着很多被丢失的记忆。当时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往往着各种探险队、考察队、测量队，从1876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到罗布泊考察，50年间进入中国西北名目不一的考察队大约有42支，其中仅斯坦因考察队就来过4次。

    藏经洞文物流散过程中，斯坦因并不是第一人，王道士也是被谴责的主要人物，从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来到藏经洞，7年中已经有经卷通过王道士散落到地方官绅手中。关于王道士，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记载基本来自王道士的墓志铭和斯坦因书中的记录，王道士把藏经洞遗书交给斯坦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愚昧、贪婪所能描述的。从1907年到1928年外国考察队几乎没有受任何限制地从藏经洞带走文物，一批又一批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探宝时，中国的官绅文人对这些文书价值的认识并不高于王道士。被斯坦因称为潘大人的潘震，在斯坦因第一次到新疆时，这个温厚的潘震虽然知道斯坦因所持的是游历护照，给他提供的各种帮助却都超出了游历的需求，当他看着斯坦因把一箱箱文物运走时候，只是留下一个不解的疑惑:“为什么要把这些古代资料运到西方去？”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向地方官报告，也为他们送去了宝物，却没有获得斯坦因那样的重视。即使是翰林院编修、一代名文人叶昌炽，时任甘肃学政，1903年他手里就有了藏经洞的佛像、经卷，但他却并没有兴趣走一趟，他眼中的经卷佛像只是收藏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