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褒贬得当、恰如其分，也就是要讲究适度。适度，是历史评论的难处，也是历史学家的高明和可贵之处。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评语多是提神之笔，言简意赅，适乎其度。他言屈原之忠贞是“竭忠尽智”、“正道直行”，赞李广之受人敬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评论与简练而传神的叙述互相呼应、相得益彰，令人过目难忘。正因为如此，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历史评论要做到适度，对所论人物或事件至少应具备三个要件：一是信实的把握，二是切要的认识，三是恰当的表述。用中国史学传统的要求来说，就是必须在考据、义理、辞章三个方面下功夫，并力求三者密切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对历史事实的真实了解和历史发展脉络的清晰把握，掌握“实事”；才能对人物和事件的性质、意义，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有深入理解，取得规律性的认识，达到“求是”；才能进而找到恰当的表述方式和语言，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论。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关于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相关人物的评价，就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例子。

　　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强调，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的“作用很大”，“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是信实的态度，对历史人物做了客观公允、恰如其分的评论。

　　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意义、毛泽东的贡献和自己的作用也有一段实事求是的评论：“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在历史事件评论方面，毛泽东在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后，用热烈的诗化语言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一精辟评论之所以脍炙人口，被视为经典，正是因为做到了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