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4月14日讯：慎言“经济一体化”，只论“京津冀合作”。行政之力的敏感约束如影随行。　　

　　但是，这些不能阻隔“廊坊、固安们”先行先试的勇气与胆识。　　

　　他们，正在推进的是“不在北京、胜似北京”的实业救赎。　　

　　以天安门为圆心、5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圈，河北固安居然比北京房山、门头沟、怀柔、平谷都要切近。　　

　　这个发现让卢亚光惊喜不已。卢是固安工业园区招商局局长。　　

　　北京向东南50公里，便进入河北冀北地区，到过这里的人们会发现，固安、大厂这些冀北小城镇中，公路上许多汽车挂的是北京车牌。居民家中安装上了北京区号的电话，而北京市公交公司多条9字头公共汽车也直通于此。　　

　　依托“大北京”的地域便利，这里发展起了各具特色的“龙头”产业，成为河北经济增长最显著的县域。然而，尽管民间经济如此活跃，但京津冀的真正协作分工却从未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市场决定产业分工，进而形成特色产业，似乎正在成为京津合并、京津冀协作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一户人分属京津两地 行政藩篱无形胜有形　　

　　北京平谷区政府所在地向东不到20公里，夏各庄镇大岭后村被称为“鸡鸣三省”之地。一座被村民称为大洼山的山顶，是京津冀交界处。山下的岔路口分别通向天津蓟县大岭后村、河北三河市大岭后村和北京平谷区大岭后村。　　

　　村子划归京津冀三省市分管是1957年的事，76岁的贾井富清晰地记得当年分家的情形——大哥贾井生住在东屋，划到了天津蓟县，他和二哥贾井宝住在相距不到5米的西屋，就划到了北京平谷县（现平谷区）。　　

　　贾军是贾井生的侄子，说起一家人分属两地的区别。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吃得没有叔叔家好啊。”他回忆，过去困难时期粮食缺乏，白面限量供应。北京是首都，叔叔家的白面就比自家的多，堂弟堂妹也比自己和哥哥吃得好。究竟两地差多少？贾军说：“差一大截子呢。那时都想来叔家吃饭。”　　

　　这样的差别正在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被人们淡忘，但是，仍有不少“情况”提醒着人们这堵行政藩篱的存在。贾井富的孙女现在天津蓟县大岭后村上初三，一两个星期才回一趟平谷的家。像这样跨省求学的事在这三个村子非常多。　　

　　他们告诉记者，如今，跨省求学比过去麻烦了一些。如果天津蓟县大岭后村的孩子要来平谷区上学，至少要比平谷区的学生每个月多交纳80元的借读费。升学报名等重要手续又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办理。　　

　　尽管历史的发展可以磨平一些记忆，但这里的村民永远可以感受到行政藩篱的力量。他们并不懂得诸如“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这样的玄奥概念，但对于行政隔阂之下的京津冀，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深刻体会。　　

　　没有“经济一体化” 只有“京津冀合作”　　

　　一个村庄尚且如此，京津冀经济发展的合理协调发展，可见何其艰难。河北省发改委2006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河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000元的15个县中有9个分布在环京津地区——这组数据足以证明京津冀一体化来自市场层面的诉求。　　

　　然而，协调发展始终无法突破行政权力设置的藩篱。　　

　　记者了解到，2006年时，河北省与北京市、天津市曾在廊坊举行专门会议，探讨京津冀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三方均有政府高官出席。然而，据事后曾参加过此次会议的人士称，这次协调会议，几乎以不欢而散收场，因为分歧太大。　　

　　“会议上，北京方面不同意‘经济一体化’的提法，反复强调‘京津冀合作’。”一位与会人士向记者回忆，而河北省一位官员立刻站起来反驳，“说合作起点太低，现在都经济全球化了，国内看，长三角、珠三角也把我们越甩越远，现在不能仅仅停留在合作上，而是应该向一体化方向发展。”——这仅仅是那次会议上诸多分歧引发的冲突之一。　　

　　“虽然社会各界一直呼吁尽快实现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而且河北、天津都为此不遗余力地推动。但没有得到北京的积极响应。”河北省发改委的一位与会人士事后回忆说。但实际上，这并非是否积极的问题，而是北京与河北在诉求层面的根本差异。　　

　　本报记者了解到，此前，对于与河北进行经济协作的问题，北京市曾有过比较周全的考虑，即主要针对冀北地区，如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而不涉及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但河北省对于这一取向反应十分冷淡，因为，这并不有利于河北省全局的经济发展。　　

　　河北省更为担心的是经济协作可能产生的行政区划影响。此前，已有专家提出，将更易受北京辐射的秦皇岛变成北京的一个特区，廊坊划归北京，在当地建第二机场。但是河北省的几位高级官员多次在论及此事时表示，行政区划的调整将伴生众多的社会成本，影响和分散发展经济的注意力。　　

　　行政权力藩篱之下的协调发展，不可谓不艰难。　　

　　“第三条道路”下的自行突破　　

　　市场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尽管在政府层面始终未能形成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致意见，但是，依靠市场的力量自行调解，进行产业分工，却已在潜行，这或许是在行政藩篱难以消除的背景下，京津冀经济协作的“第三条道路”。　　

　　依托靠近大北京的地域优势，固安、大厂、香河等地自动突破、自我提升。　　

　　按照固安的规划，到2010年时，开发面积达到6平方公里，进区企业超过90家，合同引资累计突破100亿元，使工业区支撑起县域经济半壁江山。同时，突出工业类项目这一重点，着力引进财政贡献率高、吸纳就业能力强、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的项目。对外商控股或独资类项目，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培育10个产值超亿元的企业，使六个产业年产值分别达到10亿元左右的规模，形成产业集群。未来，大北京地区还将进一步拓展电子信息产业新的产业链条，这为地处大北京核心位置的固安工业园区承接其电子信息的产业配套和转移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遇。香河县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第三、北方最大的家具集散地，并且绝大部分家具销往北京。大厂回族自治县供应了北京中高档宾馆70％的牛羊肉消费量。　　

　　廊坊市无疑是这轮产业分工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固安、大厂、香河均属廊坊。面对大北京经济圈腾飞，廊坊已迅速站在“京津冀都市圈”最前沿，并成为最有活力和最具投资价值的区域之一。　　

　　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河北与北京经济发展协调的行政藩篱，早晚将被市场的力量抵消，“大北京”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或可真正修成正果。（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