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去年重庆某县的一个镇政府把办公室修成了天安门，无独有偶，据最近《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山西临汾也出了一个天安门。原临汾县现尧都区的区长通过社会集资、借款和银行信贷，斥资7000万元在临汾市南约三公里处修建了一个天安门式的观礼台。看来，中国官场上的皇权意识并非个别，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春秋时身为诸侯的季氏僭越享用天子礼，以八佾为舞，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气得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假如孔夫子今日再生，夫复何言？不过，不能让我们容忍的倒不是这个官僚的僭越——这让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官员去愤怒吧。我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你要为自己造天安门，就别盗用人民的名义。这位区长对记者声称他修筑天安门是为了临汾人民，临汾市的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也看不到天安门，给老百姓建一个天安门难道不行吗？可是，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称：天安门落成剪彩时，各学校都组织了好多学生，当时这位区长就坐在天安门上，很是威风。这是“作威”。而后呢，在广场上天安门的西端又修了个高达50米号称“天下第一门”的华门，该区长把自己的办公室就搬进了华门里，“极尽奢华”。这是“作福”。至于其他人，对不起，门票50元一张，请便。

　　当然，官员也有口吐真言的时候，面对记者，这位区长大谈历史，口中的词语不是秦始皇、拿破仑，就是金字塔。他说：历史是由一代代人创造的，秦始皇如果不修长城，谁还能知道他的名字。是的，这样的官员是有野心的，不仅作威作福，还要青史留名。然而，留名青史有两种，一是流芳百世，一是遗臭万年，就看你是造福于民，还是为害一方。用强行捐款的方式，美其名曰“让一些企业家为社会做点贡献”。一家煤矿老板借给他500万元，并表示不用政府还了，于是区长大人表扬“这种精神多么高尚”。冠冕堂皇之下，其实是交易。捐资的企业，“黑煤矿”有之，“违法排污损害群众利益”的公司有之。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拿了人家的钱，就要给人消灾。于是“黑”和“污”便有了一把权力的保护伞。联想到山西是全国污染大省之一，再联想到晋阳大地矿难频仍却难以根治，便不难明白其中的秘密。那么，类似这种好大喜功、满足个人欲望的政绩工程，究竟是造福还是为害，不言自明。

　　据报道，这位区长曾经是媒体热捧过的“政治明星”，也是名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中的人物原型。此人为官不甘平庸，时常搞些大手笔。在2004年山西省“两会”期间，身为省人大代表的他在谈政绩时说：“人民之所以需要政府，是需要政府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带领和帮助他们去做他们看不到、无法做的大事情。”这位区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了，天安门就是最好的例子。可是，上述观点作为一种为官意识，却充满了权力的自大，更歪曲了民治社会中人民和政府的关系。

　　人民为什么需要政府？回答这个问题要看你处在什么社会。在非民治社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民众把自己的生老病死都交给了政府，不但要你做主，还要你带领他们谋幸福，可是在民治社会，情形完全两样。民治社会的根本是“民治”不是“官治”，民众并非什么都不懂，正如政府并非万能。在常识的意义上，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政府，人与人可以相残；因此，政府是维系公共秩序的。同样，为了抵抗外部侵略，人民也需要政府，它又是保障公共安全的。另外他如提供个人无以提供的社会设施和福利、制定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各种游戏规则等，这些都是人民需要政府的缘由。人民拿出自己的部分收入，聘用或委托一些专门人才组织成政府，来处理上述事务。可见，民治社会的政府不过是一个行政机关，人民对政府的需要是它为自己“服务”，并不需要它“带领”。为官者不可把自己摆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站得高看得远，更不可视民众为无能，要带领他们去做他们看不到和无法做的事。果如是，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社会灾难也就不远了。

　　事实上，殷鉴也正未远……(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