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桥畔

    《欧洲的未来》在中国实践 

    作为一种全新的未来城市设计理念，生态城不是“科幻”。“生态城之父”艾洛·帕罗海墨教授是一位拥有世界盛誉的芬兰学者，曾在芬兰国家议会做过长达8年的议员，后在赫尔辛基大学职教5年，目前兼任芬兰未来社区委员会主席。在其著作《欧洲的未来》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应对当今世界环境危机的大胆设想--“构建经济型高效环保社会”。为建设生态城提供了理论框架。 

    基于书中提出的解决方案，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VTT）汇集了与此相关的各类先进技术，在芬兰贸工部的指导下，与芬兰各大公司一道，计划在中国将艾洛·帕罗海墨的构想变成现实。 

    但令人费解的是，“欧洲的未来”为什么会首先选择在中国、而不是在经济更为发达的芬兰、乃至欧洲其他国家实践？ 

    艾洛·帕罗海墨解释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主要是在受到一些短视的利益集团（如跨国公司）主导的，而且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架构（包括技术和行政管理）也是过于僵化的，因此（在这类国家）发生变革不那么容易。” 

    比如开发一种新的交通系统（如程控电动车），取代高污染、高能耗的汽车，无疑会触及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整个汽车产业和能源产业。甚至汽车设计师、科学家、生产商以及其他从业人员，都将受到就业的威胁。 

    但在帕罗海墨看来，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城市设计理念，来避免工业化国家所出现的城市弊病和环境灾难。“变革是必须的”。为此，他“需要一个完美的样板，来证明环境的问题可以通过运用合理的科技手段加以解决的”。生态城就是这样一个范例。 

    “我们必须建造一座生态城。第一座生态城当然不会改变世界，它只是一棵能够提供变化的种子。一粒种子会成长为一棵大树，在这个大树的周围会形成一片森林。但是如果没有第一粒种子，就永远不会见到森林，沙漠就永远不能变成绿洲。”帕罗海墨充满诗意地说道。 

    但这个充满创意的想法在欧洲却找不到适合的土壤：“西方的政客都特别惧怕媒体，避免做出任何激进的决策，很保守。” 

    而“中国的政府很开明，而且不容易受媒体指引。他们只要认为事情是正确的，就会做出积极的决策，而不会受那些不相关的批评的影响。”

    天津市长戴相龙就曾表示，根据国务院2002年提出的创建生态城、生态县和生态村的总体目标，天津市政府已经编制了一个生态城市建设的实施纲要，从2006年到2015年前后，将投资1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生态城建设（其中三分之一出自政府财政，三分之二从市场上融资）。 

    在中国，无疑最具备建造第一座生态城的“政治土壤”： 

天津加快建设生态城市 “能看见蓝天白云了”

    生态城带来什么？ 

    帕罗海墨说，生态城的建成将会使天津、乃至中国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因为这种城市在当今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还不曾出现过。而且它是所有西方国家都非常需要的。它会吸引世界各地大量的建筑师，城市规划者，政治家和游客到中国，会带来极大的旅游收入。” 

    此外，建设第一座生态城的专利可以在全世界获得排他权，可以有自己的商标，像产品一样销售给世界各地。或许未来可以出现这样一幕：“中国生产生态城市，就像委内瑞拉生产石油、瑞士生产手表一样，而且还能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