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是，现实社会中，我国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么,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把握好收入差距的尺度？怎样看待合理的收入差距？    

    目前，国际上衡量收入差距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例如，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等。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些自身特点，诸如，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等，一些国际通用标准在我国并不能完全适用。

    面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关键在于设定调控的原则，以科学态度看待和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作为社会理想分配状态的共同富裕（依照邓小平理论，属于社会主义本质范畴），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必须经历两个阶段才能够实现：第一个阶段是效率优先，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第二个阶段是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第一阶段的公平属于经济学范畴，即结果均等，不包含机会与规则均等。第二阶段的公平，则是马克思所讲的事实上的平等，由于劳动逐渐失去谋生手段的特性，以及劳动差别的缩小，效率与分配结果均等开始走向统一。

    在操作层面看，政策的实施至少要考虑“四个有利于”的原则：

    一是是否有利于调动员工和管理者积极性的原则。平均分配会牺牲效率，差距过小同样会牺牲效率。在这一问题上，不能再犯历史性的错误，做否定市场经济、否定竞争机制的蠢事。

    二是是否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原则。关键在于防止收入差距过于悬殊。一般而言，所谓过于悬殊，是指脱离了生产要素的实际贡献，尤其是脱离了劳动的实际贡献而造成的收入差距。这容易产生矛盾、怨恨甚至对抗，同样是破坏生产力因素，最终会导致牺牲效率。综合以上两项，无论是组织内部还是社会组织之间，其差距区间以不超过10倍为宜，主要调节方法应是进行个人所得税累进征收。

    三是是否有利于优化宏观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原则。例如，促进地区发展平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但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在于谋求均贫富，而是要走出一条“发展中均衡”的道路。发展中均衡，强调的重点是发展。其中，均衡也是一种动态均衡，而不是静态均衡，即在确保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制定均衡制约条件。如，只要区域经济差异不危及可持续发展的底线，就不轻易用阻止增长的办法去实现静态均衡，而是要在动态发展中进行协调。

    四是是否有利于优化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原则。也就是说，是否能够协调投资者与劳动者的利益关系，促进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这是侧重于劳动者整体收入分配水平而言的。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劳动者收入水平过高，例如，工资成本和社会福利水平超过市场可承受能力，结果不仅会牺牲企业发展，最终也会由于效率损失而牺牲员工利益。然而，若工资水平、福利待遇与GDP增长严重脱节，发展效益过多地不合理地进入投资者的口袋，不仅易产生员工与出资人的对抗情绪，影响生产经营，也会导致社会整体消费不足。目前，从国际上的总体情况看，消费率处于70%至80%之间较为正常，而我国2005年消费率仅为52.1%。可见，适度拉开收入差距，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提升消费总水平，也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一项重要课题。(王国平)